证据调查方法探源（续）

何家弘
三、勘验鉴定法

在以刑讯为主的问案方法缓慢发展的同时，勘验鉴定法也登上了证据调查的历史舞台，因为案件中证据的收集和评断需要现场勘验和专家鉴定。在我国，周朝时便有了勘伤验创的实践。而到了秦朝，勘验鉴定制度即已初具规模。据《秦简·封诊式》中记载的案例情况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勘验和鉴定的作法。首先，勘验工作已有专人负责，即由基层司法官吏“令史”带领官奴“牢隶臣”进行。其次，现场勘查记录不仅十分详细，而且比较规范化。例如，在“穴盗篇”中，勘验者详细记录了现场上手印、膝印、鞋印和工具痕迹的数量、位置和形状，而且用语相当规范。最后，办案中遇到的专门问题要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进行检验和鉴定。例如，麻风病要由医生进行鉴定；流产则由官府女奴“隶妾”进行检验。

唐朝时，法律中开始有了关于勘验鉴定责任规定。如《唐律疏议·诈伪》中规定：“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检者，以故入人罪论。”这说明当时在办案实践中已十分重视勘验鉴定结论的作用。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勘验鉴定法长足发展的时期。《宋刑统》中规定对于杀伤和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要进行初检和复检，以确保结论的准确。现场勘验由检验官吏负责；如有尸体，则有仵作参加；而检验妇女下身则由坐婆进行。世界上现存最早一部系统的法医著作——《洗冤集录》即成书于宋代。该书作者宋慈在序言中开宗明义道：“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由此可见，现场勘验已被视为重大刑事案件调查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元明清各朝的勘验鉴定制度基本上沿袭宋制，但内容已超出了法医检验的范围。人们不仅重视对尸体和人体的检验，而且开始重视对各种物证的检验，并有了专门检验伪金银、伪印鉴、伪钞及作案工具等物证的人员——“行人”。例如，《元曲章·儒吏考试程式》中说：“诸滥伪之物及伪造所用作杖，皆须行人辨验。穿窬、发冢、杀人之物亦同。”

以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压力为动力来发射弹丸的枪最早出现于宋代，但枪弹检验的记载则始见于清代。１６９４年，由清朝律例馆校正、由朝廷正式颁发的《校正本洗冤录》中指出：“受鸟枪伤者，有枪眼可验，及于骨者，亦可复检，唯肛腹凹之处，日久腐烂，无迹可验，须将棺内腐烂之物一并淘洗，如系枪伤，必有枪子，又恐死亲仵作，怀挟枪子，混入图害，务须严防。”又说：“枪子伤人着肉里者，以大吸铁石吸之，其子自出。”１７９６年，李观澜在《检验杂说歌诀》中详细解说了枪伤检验的要点：
先看衣上焦眼痕，次验受伤进出门；
火药烧处皆黑色，铅铁弹子方圆分；
检骨先须论远近，着伤眼孔要数清。
进刺向里出向外，伤眼青黑血荫明；
铧枪方眼弹沙圆，皮骨血浸眼表圆；
远则子散难透骨，近则子聚透骨穿。

在此，李观澜不仅描述了枪伤特征和枪弹射入口与射出口的区别，而且谈到了霰弹伤口特征与射击距离的关系。这说明当时在枪伤检验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西方国家有关勘验鉴定的历史也十分悠久。据文献记载，早在古希腊时就已经有了医生进行尸体检验的实践。例如，凯撒大帝于公元前４４年在罗马元老院大厅内被刺身亡后，就由当时著名的医师安提斯底进行了尸体检验。安提斯底在检验后指出：凯撒身受２３处刺伤，但只有胸部的一处是致命伤。

早在公元５世纪至９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时期，英国国王便任命一些官员到各郡去保护国王财产和王室的利益并制约地方长官的权力。当地方发生死亡案件时，由于这些官员是国王的代表，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便由其主持尸体勘验和证据调查，并做出裁断。这就是英国验尸官制度的起源。

随着实践的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勘验鉴定的规定。公元６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安法典》中已经有了关于鉴定的规定。１５０７年，德国班贝格主教管区的《班贝格诉讼程序》中规定法官在就杀婴案和人身伤害案做出判决之前必须征询医生的意见。１５３２年，德国的《加洛林法典》首次在条文中明确使用了“鉴定”一词。该法典共有２１９条，其中有４０条涉及鉴定问题。例如，该法典第１３４和１４７条规定在杀人案件和伤害致死案件的调查中均要由医师进行鉴定。尔后，很多国家的立法者都相继把关于鉴定的规定写入法律之中。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先后出现了一批法医学研究的先驱者。１６世纪末，法国的安勃罗斯·巴雷撰写了关于窒杀婴儿的肺脏特征和性犯罪特征的著作；意大利的福特尼奥·菲特利则介绍了自己在确定溺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１７世纪，意大利的帕奥洛·查西亚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他杀与自杀之特征”、“自然猝死”、“性犯罪与精神错乱”等问题。１８世纪，奥地利的约翰·弗朗克出版了《完备的医务警察体系》一书。１９世纪初，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率先由安德鲁·邓肯教授开设了法医学课程。１８３５年，法国人马里·德维热的《法医·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１８５０年，德国人约翰·卡斯佩的《司法验尸》一书问世。１８７８年，法国人亚历山大·拉卡圣出版了《法医学论文集》并在两年后成为里昂大学的第一位法医学教授。他在古费案中成功地查明了一具高度腐烂尸体的身份并为警方侦破该谋杀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不仅使他名噪一时，而且扭转了公众对法医的传统偏见。与此同时，法国巴黎大学的医用化学教授马蒂尔乌·奥菲拉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成功的鉴定而终于使法官们承认了毒物学检验结论的证据价值。

１９世纪末，由于涉枪案件不断增加，德、法、英、美等国相继出现了一批枪弹检验专家，如德国的鲍尔·瑟里奇，法国的维克多·巴尔萨德，英国的罗伯特·邱吉尔，美国的阿尔倍特·海尔及后来的查理斯·韦特和卡尔文·戈达德等。这些早期的枪弹检验人员多来自于经常接触枪弹的职业，如军人、从事枪弹生产或销售的人等；也有一些是原来从事法医检验或其他司法鉴定工作的人，后来因实践需要和个人兴趣而转入了枪弹检验工作。虽然这一时期的枪弹检验尚具有私人性和非专业性的特点，但是它已在杀人案件调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９世纪末，英国一些法院已允许把枪弹检验结论用作证据。当然，这一时期的枪弹检验结论还属于种属认定的范畴。１９０２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次把枪弹同一认定结论作为定案的依据。

２０世纪以来，勘验鉴定已经成为案件调查中广泛使用的方法之一。许多国家的执法机关还建立了专门进行物证检验和鉴定的实验室。１９１０年，法国的埃德蒙丝·洛卡德在里昂建立了欧州第一个警方的犯罪侦查实验室。１９２３年，洛杉矶市警察局长奥古斯特·沃尔默在其警区内建立了美国第一个警方的犯罪侦查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出现，就像大工厂代替手工作坊时的效果一样，使勘验鉴定技术这一“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于是，勘验鉴定法在证据调查领域内的用途不断扩展，作用不断加强。不过，其中很多方法都属于后面将要专门探讨的人身识别法的范畴。
四、察访询问法

办案者询问案件当事人及有关的证人以便查明案情，这是自有诉讼之日起就已存在的证据调查方法。但是在控告式诉讼制度下，办案者只管“坐堂听案”或“坐堂问案”，根本谈不上去进行察访。后来，由于办案者有了主动去收集证据和查明案情的责任，所以察访询问法便日趋重要起来。

最初的察访主要是与现场勘查同时进行的现场访问。执法官吏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后，一边勘验，一边询问事主和邻居，以便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秦简·封诊式》中即有这种记载。在“贼死”一案中，主持现场勘查的“令史”就曾询问当地的治安人员和附近的居民是否知道被害人死亡的时间，是否听到呼救的声音等。在“经死”和“穴盗”等案中，办案人都向当事人和证人进行了询问。虽然这些询问的内容本身并无太大意义，但是在《封诊式》这样一部有关查封和勘验程式的规范性案例沁编中详细记述有这些内容，则充分说明当时的执法者已把现场访问作为办案的一项基本工作。

宋慈的《洗冤集录》虽然是一部法医学著作，但其中也有关于察访询问的论述。首先，宋慈认为办案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应首先询问一下案件发生的经过，然后再进行勘验。他说：“凡到检所，未要自向前，且于上风处坐定，略唤死人骨属，或地主、竟主，审问事因了……始同人吏向前看验。”其次，宋慈肯定了当时各地在办案过程中派专人担任“体究”负责察访的作法。他说：“近年诸路宪司行下，每于初、复检官内，就差一员兼体究。凡体究者，必须先唤集邻保，反复审问。”最后，宋慈认为在办案过程中应该广泛察访，先全面收集各种证据材料，然后再综合分析、判断事实真象。他说：“有可任公吏，使之察访，或有非理等说，且听来报，自更裁度。”他强调说：“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及备三两纸供状，谓可塞责。”他还举例说：“斗殴限内身死，痕损不明，若有病色曾使医人，师巫救治之类，即多因病患死。若不访问，则不知也。”

在封建社会中，大多数执法官吏并不愿意做深入细致地察访工作，而是以刑讯问案作为查明案情的主要的手段。但是在那些尚无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中，刑讯问案法便无用武之地。于是，察访询问就成了查明案情和收集证据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历史上，清官们经察访而公断疑狱的案例并非罕见。而且他们进行察访的方式也很多。既有派员走访，也有亲自察询；既有公开的正面询问，也有化装的侧面察访，即人们常说的“微服私访”。这说明人们在办案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在欧洲，自以纠问式诉讼代替控告或诉讼以来，察访询问在案件调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法兰西王国从１３世纪开始设置检察官，其职责之一就是听取私人有关犯罪的举报并进行调查。不过，通过察访来收集犯罪证据的方法在１８世纪才真正得到发展。

法国刑事警察局的创始人尤金·维多克是世界警探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于１７７５年７月２４日出生在法国阿拉斯市一个面包师的家庭中。他青年时好冒险，在军队股役时也曾颇为得意，但后来因殴打一名军官而坐牢。出狱后，他当过演员，干过水手，也做过买卖，还多次因轻微犯罪而入狱。不过，他是个大胆的越狱者，不止一次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逃出监狱。１７９９年，他又一次越狱成功。尔后的１０年中，他在巴黎以贩卖旧衣为生。由于昔日的狱友经常去威胁或敲诈他，所以他主动来到巴黎警察局，要求参加打击犯罪的斗争。当时的巴黎警察局正被严重的犯罪问题搞得一筹莫展，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维多克认为“只有犯人才能对付犯罪”，所以他挑选了２０名前科犯担任助手，成立了一支特别侦缉队。他把这些侦探安插在监狱的犯人中间或派往下层社会，以便收集各种犯罪情报和证据。他们在第一年里就查获了８１２名罪犯，并清除了一些巡警们不敢问津的匪窟。后来，该侦缉队被命名为巴黎警探署。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人长期在刑事案件中采取“私诉”的原则，因为他们把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财产视为公民个人的事情。１７世纪时，英国社会中出现了具有私人侦探性质的“捕盗人”。他们四处察访，收集犯罪证据并把罪犯送上法庭，然后领取酬金。由于这些“捕盗人”中有不少前科犯，而且其中有些人是一边捕盗一边犯罪，所以在社会中声誉不佳。１７５０年，被后人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的文学家兼地方治安法官亨利·菲尔丁终于说服了内政大臣，建立起“鲍街侦缉队”。这些侦缉队员是英国最早的专职侦探，他们经常化装到盗贼出没的地方去察访和收集犯罪证据。他们的调查方法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国家旅游局


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家旅游局
(2006-8-16)


近年来，各地农村旅游发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我国农村旅游发展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认识不足、引导不够、配套建设滞后等问题。我国农村分布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市场空间和需求潜力巨大，发展前景良好。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农村旅游更快更好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展农村旅游的重要意义

（一）发展农村旅游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旅游业是关联带动性强、拉动内需明显的新兴产业，吴仪副总理要求全国旅游行业“以旅促农，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充分依托和利用“三农”资源发展农村旅游，是旅游行业积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工作部署的必然要求。

（二）发展农村旅游是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实践。农村旅游使广大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旅游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使传统农业增添了附加值，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村旅游推动了现代农业经济体系建设，科技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加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调整；农村旅游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使农村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农民思想观念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三）发展农村旅游是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发展农村旅游适应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实现了“大农业”和“大旅游”的有效结合，加快了城乡经济融合和三次产业的联动发展，不仅扩大了城镇居民在农村地区的消费，还加快了城市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向农村的流动。

（四）发展农村旅游是推动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主要力量。农村旅游现实和潜在的消费需求都非常旺盛，不仅符合城镇居民回归自然的消费心理，而且有利于开拓农民眼界，增强广大农民的出游实力，成为中国旅游最大的客源市场。农村地区是旅游资源富集区，农村旅游业的发展极大丰富了旅游产业的供给体系，将成为中国旅游产业的主要支撑。

二、发展农村旅游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加快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发挥旅游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促进农村旅游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贡献。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相统一。要紧密围绕中央和各地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把发展农村旅游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之一，通盘考虑，整体规划。农村旅游发展的目标、政策、措施都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充分发挥旅游业综合带动功能的同时，探索旅游业发展的新机制、新路子。

——按农村实际和旅游经济规律办事。要从农村实际和旅游市场需求出发，以帮助培育农村旅游产业为主要任务，指导各地农村旅游朝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坚持不脱离农民、不脱离乡土、不脱离当地资源条件、不脱离旅游消费水平、不脱离发展阶段，至始至终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发展实践。要注意引导不搞不符合旅游市场需求的大而洋，不搞盲目的档次提升与过度管理，避免劳民伤财。

——坚持可持续发展。在充分利用和开发农村旅游资源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对生态环境、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俗文化科学保护的新途径。要认真探索组织农村农民的方式，综合协调农村旅游资源与其它方式的开发利用关系，坚决避免因盲目发展、统筹不够和低层次竞争造成简单粗暴使用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把加强服务放在工作首位。树立以服务促发展的理念，提升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手段。加强旅游部门的协调、规划、信息、促销和培训等服务，拓宽农村旅游的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建立面向农村和农民的旅游服务体系，提高农村旅游的公共服务水平。

三、发展农村旅游的工作目标

通过发展农村旅游，力争到2010年实现：

（一）每年新增农村旅游就业35万人，间接就业150万人；每年旅游从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在全国建成100个农村旅游特色县、1000个农村旅游特色乡（镇）、10000个农村旅游特色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二）已有农村旅游项目得到明显提升和完善，基本形成种类丰富、档次适中的农村旅游产品体系；初步形成领域宽广、规模较大、特色突出、发展规范的农村旅游格局；形成连通城乡的大旅游市场，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主要支撑体，满足国内旅游市场需求。

四、发展农村旅游的工作重点

（一）加大对农村旅游发展的扶持力度。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把发展农村旅游纳入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布局中，积极利用规划、扶贫、环保、培训、基建等专项支持政策。要推动重点地区农村旅游项目的集中招商，吸引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引导大型旅游企业参与开发和经营。当前的重点是推动有条件的乡镇，把农村旅游的清洁、环保、道路等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纳入“乡村清洁工程”和农村道路“通畅工程”等支农工程中加以解决；要推动农村旅游开发项目和各种支农资金挂钩，争取把支持农村发展的小额贷款用于农村旅游户，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村旅游。

（二）促进农村旅游服务体系建设。要推进各级政府主动协调各相关部门，促成政府有关公共职能向农村旅游延伸。要进一步加大区县旅游部门的一线服务力度，扩展范围和职责。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旅游的统计体系，提高农村旅游的科学统计水平。当前的重点是要提供专业的规划和项目开发指导，服务到村，帮助农民利用和保护好旅游资源，克服开发雷同化，增强市场经营意识；要制订基本的乡村旅游设施标准和接待服务标准，推广到户，帮助农民改善卫生条件和接待条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提供相应的监管服务，切实加强对农村旅游的安全监督和管理；继续加大对各类农业旅游示范点的指导力度。

（三）做好农村旅游市场开拓工作。各级旅游部门要结合农村旅游产品开发，帮助设计和提升农村旅游产品的市场开发形象，推动分散的农村旅游产品走向市场。要积极开发一批完善成熟、文明健康的农村旅游新产品，并逐步培育乡村旅游精品，满足国内外不同层次的休闲度假需求。要鼓励旅行社等企业和有条件的各类旅游集散中心，开展专业的市场销售和网络促销，拓宽农村旅游销售渠道。要加大对农村旅游的公益性宣传，争取在各类主流媒体开辟农村旅游宣传专栏。要把建立包括农村家庭旅馆在内的网上预订系统作为服务工程的重点来抓，提升本地农村旅游整体的市场化程度。

（四）促进各方加强对农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各级旅游部门要配合项目开发帮助制定出具体的人才培训规划，并争取与教育、农业、劳动、民政等部门的人才培养规划对口合作，共同推进和实施。要依托现有的旅游人才培训中心和其他培训中心，争取必要的财力支持，分级分类开展培训。重心在村镇，关键在带头人，要特别重视对乡镇一级党委领导发展农村旅游的培训，在有条件的乡镇建立工作联系点，提供专业学习、考察交流的机会。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农村旅游项目策划和开发、景区和家庭旅馆的经营管理、传统技艺和乡土文化讲解等各类实用人才培训。争取到2010年，全国100%的农村旅游发展带头人、90%的经营户和80%的服务者得到全面有效的培训。

（五）加强对农村旅游发展的分类指导

——提升各种类型的“农家乐”。以农户家居和农、林、牧、渔及园艺等农村资源为载体的“农家乐”，是现阶段农村旅游的基本形式，也是现阶段最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游。要突出引导农家乐的“一村一品”和“一家一艺”，避免简单的模仿照搬；要引导有条件的“农家乐”品牌化发展，避免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要以城镇居民休闲需要为目标，突出农村生活特点，形成乡土文化氛围，避免盲目求大求洋；要制订实施厕所、排污和垃圾处理等基本生活设施标准，逐步提升和规范接待服务水平；要加强政府引导，在“农家乐”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地区，及时推动“农家乐”的卫生、排污、采购、促销等方面的专业化合作；要着意培育市场机制，在“农家乐”形成一定经济带动能力的乡村，适时推动接待分工、农副产品加工分工和旅游商品生产分工，形成“农家乐”的产业化提升。

——拓展和深化观光型的农村旅游。以各类风景资源为主要依托的观光型的农村旅游，是现阶段农村旅游的重要组成。要明确发展定位，引入景区管理模式，提升经营和服务水平；要保持农村生态环境，增强亲和性、知识性、参与性等体验内容，加强休闲度假功能；要拉长农村旅游的产业链，促进农业生产与旅游、商贸、流通等的紧密结合；要允许探索多样的组织开发方式，妥善处理开发商与社区关系。

——保护性挖掘民俗民族文化型农村旅游。按文化型产品开发的对国内外客源市场具有较大吸引力的民俗民族特色村寨，是农村旅游产品体系中的精品。对于具备开发潜力的民族民俗文化村寨，要引导和激发本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性与自豪感，形成自发保护的内在动力和永久机制；要帮助制定高水平的规划和项目策划，重点挖掘原生态古村落、民族村寨和民俗风情的文化内涵、民族风俗以及生产生活特色，选择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方式；要参照国家对文物遗迹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方式，加强对文物遗迹和民居、街道等古老建筑的保护，反对破坏风貌的拆建；要引进民族、民俗、历史、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共同研究、开发和监测，引导高水平的开发和高水平的旅游欣赏。

——逐步推进旅游型小城镇建设。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小城镇多数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一般易于集散、体量适中，是农村旅游中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形式。要按照国家旅游局和建设部共同形成的旅游小城镇开发理念，按照城乡规划和旅游发展的要求，结合城镇改造做出特色，避免照抄大城市、照搬大主题公园的做法；要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着力完善旅游配套和功能建设，提升旅游型小城镇价值；有条件的地区，要以旅游型小城镇的建设来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注意将小城镇发展和延续历史传统、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做到文化型开发，永续利用。

——摸索各种类型的农村旅游模式。要鼓励和肯定围绕当地特色资源和市场需求，探索各类农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做法。要加强资源普查和开发统筹工作，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协调旅游资源的合理配置。各地已经总结的特色产业带动型、都市村庄型、景区依托型、农场庄园型、特色技艺展示型等多种类型的农村旅游发展模式，都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要引导各种模式个性化发展，推动各种模式间的优势互补。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的小康新村型等模式的展示和推广作用。在农村旅游发展中要至始至终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持农村旅游发展多样性，反对简单化指导。

（六）认真组织对农村旅游的政策研究。农村旅游发展面临一系列需要研究解答的情况和问题，如农户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合作必然出现；外来资金投入必然出现；资源开发的多样性必然出现。这将集中在利益主体的权益保障机制、农村土地政策和商业开发利用的衔接、其他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利用和补偿、农村经济组织的形成方式等层面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制度对接中的矛盾在旅游发展中的体现，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与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制订部门紧密合作，建立农村旅游政策研究的观察点，紧密跟进，不断研究。在各种具体的矛盾和纠纷处理中，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民以各种方式投入旅游开发经营的所有权和实际收益；在农民合作经营的旅游开发中，要引导探索发挥合作组织自律、协调和服务的作用；在农村合作组织进一步公司化的地方，探索建立日常经营、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权力分设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