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27号



　　　　　现公布《关于修改〈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证监会

　　　　　　　　　　　　　　　　　　　　　　　　　　　　　　　　　　　　 2012年10月11日　　　




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


（2007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根据2012年10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为了适应证券公司集团化和专业化经营管理的需要，规范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行为及其与子公司的关系，促进证券公司的创新发展和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子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和《证券法》设立，由一家证券公司控股，经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单项或者多项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
第三条 证券公司与其子公司、受同一证券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不得经营存在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系的同类业务。
第四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证券公司可以设立全资子公司，也可以与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公司股东条件的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前款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应当有益于子公司健全治理结构，提高竞争力，促进子公司持续规范发展。属于金融机构的，应当在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管理服务或者营销渠道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第五条 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应当符合下列审慎性要求：
（一）最近12个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规定标准，最近一年净资本不低于12亿元人民币；
（二）具备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设立子公司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承销与保荐或者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最近1年公司经营该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不低于行业中等水平；
（三）具备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能够有效防范证券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出现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
（四）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要求。
第六条 证券公司申请设立子公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文件：
（一）子公司出资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署的申请表；
（二）出资人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合同或者单独出资设立子公司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子公司章程草案；
（四）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至少包括：出资人基本情况；申请人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制度的说明，以及防范证券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出现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的安排；子公司的组织管理架构、业务范围的说明和业务发展规划等；
（五）出资人名册及其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说明、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出资人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持有5%以上股权的出资人近3年的审计报告和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六）子公司拟任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证明文件；
（七）申请人具有子公司拟经营相关证券业务资格和最近1年相应证券业务市场占有率的说明；
（八）申请人出具的不经营与其子公司存在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系的同类业务的承诺，以及其他出资人对子公司的持续规范发展提供支持的安排;
（九）申请人最近1年的净资本、最近12个月的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要求的说明，以及设立子公司对风险控制指标影响情况的说明；
（十）由中国境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十一）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七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符合下列审慎性要求的子公司，可以申请扩大业务范围：
（一）持续经营2年以上，信誉良好，最近2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二）最近12个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规定标准；
（三）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和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最近1年主要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不低于行业中等水平；
（四）具备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
（五）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要求。
子公司符合本条规定要求的，也可以由其股东申请另设子公司经营增加的证券业务。
第八条 子公司申请扩大业务范围，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文件：
（一）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署的申请表；
（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关于扩大业务范围的决议；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至少包括：子公司基本情况、新业务的组织管理架构和发展规划等；
（四）负责新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证明文件；
（五）子公司的证券业务持续经营情况和最近1年市场占有率及盈利情况的说明；
（六）子公司最近12个月的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要求的说明；
（七）子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制度的情况说明，以及业务范围扩大后防范证券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受同一证券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出现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的安排；
（八）控股股东出具的不与其子公司经营存在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系的同类业务的承诺，以及其他股东对子公司新业务的发展提供支持的安排；
（九）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九条 除全资子公司外，子公司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应当由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行使表决权，各股东推荐并经选任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应当与其出资比例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对应。
子公司及其股东不得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安排约定与前款规定相冲突的事项。
第十条 子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其控股股东、受同一证券公司控股的其他子公司的股权或股份，或者以其他方式向其控股股东、受同一证券公司控股的其他子公司投资。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为子公司的合规管理、风险控制、稽核审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和运营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和服务。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不得利用其控股地位损害子公司、子公司其他股东和子公司客户的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子公司应当具备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合规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
证券公司与其子公司、受同一证券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应当建立合理必要的隔离墙制度，防止可能出现的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单独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年度报告、监管报表和有关资料，证券公司还应当在合并计算其子公司的财务及业务数据的基础上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前述资料。
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单独计算、以合并数据为基础计算的净资本和风险控制指标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第十五条 子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业务活动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通过受让、认购股权等方式控股其他证券公司的，适用本规定。
证券公司控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直接投资机构等公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证券公司通过设立、受让、认购股权等方式控股其他证券公司的，应当自控股之日起5年内达到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九条规定的要求。
第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市场占有率，依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数据计算。
本规定所称行业中等水平，是指从事某项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依据该项业务指标的排名居于中位数。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从“再再再审”奇案看再审制度的缺陷

杨涛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最终以该案被告一香港独资房地产公司败诉告终。而该公司并未放弃，仍然要继续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武汉达富公司与该市江夏区金口镇政府签订合作建设经贸市场协议，约定经贸市场规划占地22亩，资金全部由达富公司投入，镇政府承办一切施工手续。之后湖北穗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因以前与达富公司有过多次合作，又与之口头协商，约定经贸市场的资金全部由穗丰公司投入，工程盈亏全部由穗丰公司承担，经贸市场建成后，达富公司收取利润的10％。后工程因故停工、亏损，穗丰公司将达富公司告上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要求其“返还借贷本息900余万元”，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达富公司败诉，理由是“合同无效”，达富公司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维持原判。1999年5月，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次提起抗诉，认为“合同有效”，武汉市中院经再审认定原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达富公司胜诉。但达富公司拿到判决书的第3天，武汉市中院打来电话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2001年3月，武汉市中院“再再审”，达富再次败诉。2001年8月，湖北省检察院提起第二次抗诉，抗诉内容与第一次抗诉内容基本相同，2004年6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再再审”，达富又一次败诉。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中院原副院长柯昌信与庭长高光发，共同收受穗丰公司总经理娄俊贿赂人民币1.5万元，并为该公司在与达富公司资金返还纠纷再审案上谋取利益，2004年3月，柯被判有期徒刑。
我们姑且不谈本案中存在的司法腐败的问题，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经历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本身就堪称世界之奇，这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司法判决要有权威性，判决就不能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就要有终结性、既判力，并且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讲求效率，判决也不能无限制地被重审。因而，在西方国家，民事判决的稳定性极强，再审的提起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提起的主体、理由、时间和次数等等都有明确的限制，以维护判决的权威性。
在我们国家，司法判决基本上是没有既判力可言，终审的判决可以无期限、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的没有终结性，人们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大的破坏。从这个“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也可见一斑。
首先，提起再审的主体毫无限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提起再审，检察院可以抗诉提起再审，甚至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也可以自行提起再审。本案中，第一次再审的判决书墨迹未干，武汉市中院就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程序。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就违背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理，如此“再再审”作出的判决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其次，进行再审的主体是作出裁判文书的法院。本案中，终审判决是武汉市中院作出的，可是“再审”与“再再审”居然还是武汉市中院。让再审的法院审查自身的判决，这又一次让我们感到法院是在“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再审维护公正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法官们的良知，而不是用制度来约束他们，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再次，再审的理由没有什么必要的限制。我们看到，无论是武汉市中院提起的“再再审”，还是湖北省检察院抗诉引发的“再审”与“再再审”的理由，其实都是一审、二审中已经提到的理由，就是“合同是否有效”。对于这么一个法律问题，几次再审就是对这一理由反复颠覆，如果每一个案件都要对法律争议进行再审，恐怕所有的审判都永无宁日，法院的判决最终是一张废纸。
最后，再审也没有次数和时间限制。本案历时6年半，三次再审，再审的一次次被提起，法院的资源白白消耗不说，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败诉的达富公司是如此，胜诉的穗丰公司陪上了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相信也是难以承受。
因而，从这起“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看到，对于我国现行的再审制度进行改造，限制提起再审的主体、理由和时间、次数，构建“有限再审”迫在眉睫。但是，“有限再审”构建却也难以脱离中国现实的土壤和法治语境，在司法经常受到来自行政及其他外来势力的干扰及司法腐败的消息不绝于耳的今天，在人们看到程序正义的缺失因而对于司法判决的公正性感到深深疑惧的今天，“有限再审”也无法一枝奇葩，孤立地生存。我们希望在司法改革中，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良知的重塑与“有限再审”等具体制度的构建齐头并进。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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