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议民事执行参与分配制度/罗贵成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5 09:51:49   浏览:9777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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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参与分配制度是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民事执行司法实践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被执行人同时对多个债权人负有给付的义务,但是其财产却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此时就涉及到如何分配被执行人现有财产的问题。即参与分配制度问题,但是民事诉讼法却对此规定不甚详细,甚至模糊。因此,有专家、学者提出可以借鉴我国的《破产法》来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参与分配制度与破产制度在解决具体问题、适用范围、申请条件、适用结果等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因此,笔者在此对我国参与分配制度做一探讨,从立法与司法的角度提出完善参与分配制度的建议,以期对这一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第二部分 参与分配制度的概念及主要特征

对参与分配制度的定义基本上都是根据《民诉意见》第297条和《执行规定》第90条的规定进行叙述。但笔者认为最权威的观点当属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所定义的:参与分配,是指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的财产开始执行程序以后,该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或者已经起诉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向执行法院申请,使债权平均受偿的制度。[1] 一般认为,参与分配制度是解决金钱债权执行竞合的一种方式,是广义执行竞合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我国,该制度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债权的特定性

在我国,参与分配制度只能适用于金钱债权的执行程序当中,且申请执行人申请的债权与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都只能是金钱债权。对于物之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因其执行债权的性质具有独占性,而且一般没有金钱可供分配,不产生参与分配的的问题[2]

(二) 申请时间的特定性

申请参与分配必须在执行开始后至执行所得全部移交债权人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其他时间段不产生参与分配的问题。

(三) 分配财产的特定性

参与分配制度是被执行人的其他债权人就执行所得金额,申请公平受偿的制度,分配的财产是对已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被执行财产拍卖、变卖后的所得金额,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不包括在内。

第三部分 参与分配制度与破产制度的衔接

一 破产制度的概述

破产制度是指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以其全部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法律制度。《破产法》是关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对其宣告破产,并在法院的主持下对其全部财产进行清理分配或进行重整、和解等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 破产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债权人获得公正清偿而设置的。“破产制度”作为法律用语包含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含义。从实体角度出发,它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所处的财务状态;从程序上讲,则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满足债权人正当、合理的清偿要求,对债务人的所有财产进行的,以清算分配为目的的法律程序。[4]

二 破产制度与参与分配制度的区别

1 制度解决具体问题的不同

破产程序本质上是一种概括性的执行,解决的是债务人的全部债权人的全部债务问题,而参与分配制度只是一个个案执行,其解决的只是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的债权清偿问题。[5]

2 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同

破产程序针对的是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并且要对债务人作出资不抵债或者有明显缺乏清偿可能的实质判断,而参与分配制度执行并不是债务人的全部资产,只要在执行程序中发现财产不足以清偿执行财产即可适用参与分配制度。

3 申请的条件不同

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只能是已经取得执行根据的金钱债权,而参与破产程序的债权则不受债权种类以及是否取得执行根据的限制。

4适用的结果不同

适用参与分配制度,在参与分配之后但未获得全部清偿的债权仍然存在,只有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即可再次申请或者恢复执行程序,而破产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破产程序终结后但未获得清偿的债权视为已经消灭。

第四部分 民事执行分配原则的立法实践

参与分配制度要解决多个债权人申请对同一债务人的特定财产进行分配获得清偿的问题,因此各个债权人如何参与分配,即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参与分配制度不可回避的问题。

1 平等分配原则

平等原则,又叫平等分配主义,指债权人除享有实体法上的法定优先权,其他债权人无论申请强制执行的先后顺序或者采取扣押措施与否,均以其债权数额所占全部债权总额的比例获得清偿。[6]平等原则思想源于古罗马法,受大陆法系渊源影响,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立法实践均采取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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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创新廉政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

山西省晋城市人大常委会


晋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创新廉政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

(2003年12月24日晋城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晋市人发[2004]1号



为了建立人大监督和党纪监督互相结合、互相支持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加强廉政建设,经与市纪委协商。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1、联席会议的纽织: 联席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和有关委员会主任、 市纪委常委和有关室主任组成, 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市纪委书记共同召集主持,每年至少召开一
次。

  2、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通报反腐倡廉工作进展情况和人大代表以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人和事,总结交流反腐倡廉工作的典型经验,分析反腐倡廉工作中涉及的法律、政策问题,研究
人大在监督中发现的需要纪委查处的在行政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过错责任追究案件、失职渎职案件以及违纪案件的解决办法:沟通需要相互支持的问题。

  二、开展执法执纪联合检查

  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执法检查任务需要,可和纪检机关的执纪检查联合起来进行,一般每年安排1—2次。

  1、联合检查的对象: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单位。

  2、联合检查的内容:被检查单位实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市人大关于树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勤政廉政形象的决议的情况:反腐倡廉源头治理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情况;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履行职务的情况;重点工程和重点技改项目建设过程中遵守法纪情况;社会、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等。

  3、联合检查的组织实施: 由市人大常委会和市纪委协商后,确定专人负责,抽调专门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并制订实施方案,做到三个结合:把执法检查与听取审议专题报告结合起
来;把执法检查与效能监察、廉政监察结合起来;把执法检查与督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结合起来。

  三、开展承诺公示和述职述廉联合评议测评

  1、承诺公示: “一府两院”组成人员年初向社会和人大常委会的公开承诺,应有廉洁自律和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内容及量化指标和具体措施。

  2、述职述廉: “一府两院”组成人员一年一度向人大常委会的述职报告应包括述廉内容,主要陈述本人落实中央纪委、省纪委和市人大决议、市纪委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情
况;本单位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本人和本单位违纪违法情况;本-单位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及整改措施。

  3、联合评议的实施办法:对承诺公示落实情况和述职述廉报告,要组织评议和测评。评议的组织办法由市人大常委会和市纪委共同研究决定。被评议对象对评议和测评中提出的问题,要作出明确的答复和说明,并将整改情况及时上报市人大常委会和市纪委。

  四、开展政风行风联合评议

  市人大常委会和市纪委联合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和党风廉政监督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参加,开展政风、行风评议活动。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大型评议活动,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有关单位适时进行重点评议。

  1、评议的对象:经济管理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和具有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单位。

  2、评议内容:包括被评议单位及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工作效率、服务质量、依法行政、廉政情况等。

  3、评议的方法:评议采取问卷测评和面对面评议的方式。在评议过程中,针对参评人员提出的问题,被评议单位领导要作出明确的答-复和说明;对属于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由市人大常
委会和市纪委联合提出整改建议,限期整改;被评单位应自觉整改,并及时报告整改情况;对评议中的问题整改不力的,要跟踪追查,严肃追究。

  五、开展联合视察巡视活动

  根据王作需要,把人大代表的视察和纪检机关的巡视结合起来,开展联合视察与巡视活动。一般每年进行1次,也可对专项工作不定期组织视察巡视。

  1、联合视察巡视的对象: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2、联合视察巡视的内容: 了解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执行政治纪律和法律法规的情况; 了解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履行职责和廉政情况。

  六、对活动中发现问题的处理

  对在联合执法检查中发观的问题,市人大常委会下达《监督意见转达书》,被检查单位要作出明确的答复和说明并对整改情况及时向市人大常委会和市纪委报告;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纪
问题,拒不执行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并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问题, 由市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并进行责任追究:对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人大常委会依法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对在评议中发现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由市纪委、监委立案查处,查处结果向市人大常委会通报。对于廉洁勤政、严格依法行政的好干部要通报表扬,对问题突出的要公开曝光。评议情况和
测评结果分别装入领导干部个人廉政档案和市人大常委会设立的公示承诺档案。

  对视察巡视中发现的违纪问题,属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由市纪委、监委立案查处,并将查处的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通报。


从公司实务中存在问题看立法缺陷

赵越


改革开发以来,无论从微观的民众思想意识、政府部门管理理念方面,还是宏观的经济体制、对外策略方面,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造就了无数的财富神话,大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已成为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的部分。中国机会之多、中国诱惑力之大,从现在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情,便可见一斑。

但是,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和一部分政府管理层的传统理念。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和国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各种融资、并购、国内外上市等需求也如潮水般涌来,使得经济发展需求与企业治理僵化、立法执法滞后之间矛盾突显出来。本文将分别从公司法律法规中之董事、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之相关规定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保护不利两方面,来讨论立法和宣传可改进层面。

一、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1. 中国企业家族式管理模式引发的问题。

无论从晋商、徽商到浙商,还是中国其他地区民营企业家,大多数人的想法还停留在财产理所当然地传给自家人或交给自己人管理的层面上,即,企业仅传给自己的下一代。目前,大家都看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年世已高,面临选择接班人这一重大考验,如何把自己辛苦创立的企业成功交接,成为许多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方太等多家家族企业交接班,被认为是成功案例,但毕竟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不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严格限制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若遵循财产传代的观念,就意味着只能将若大企业的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没有竞争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赌注下得未免太大,使企业承受过高风险。去年,在高速公路违规的富二代,在交警令其下车接受调查时,当即躺在公路上耍赖,难以想象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担当。仔细回想,我们会发现许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做得很成功的品牌都消失了,没能留传至今,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可运行的有效的引入职业经理人机制和企业家没有广阔的思维方式有着直接关系。

我国国企在九十年代启用厂长负责制,由于没有职业经理人管理和控制机制,使得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也见不少人因此而纷纷落马。郎咸平说,有人家里请了个管家,管家管了一段时间后,就把这个家当成自己家了,财产都想占为己有,实践证明,靠道德约束、靠管理人高风亮节、自觉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方式是失败的。

上述说明,没有一个严谨、严格、可行的法律制度配套,大多数企业家无法放心地将自己的企业和财产交由自己子孙之外的人管理。但我们看到福特汽车、香奈尔等老牌企业,都能够在标志性创业者离开公司或去世后,即便企业没有传给自己的子孙,仍能保护股东利益,企业仍屹立不倒。在欧洲,度假场所常能见到企业的股东们开着房车享乐人生,他们的企业已放心地交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在我国目前,联想、万科的接班都在尝试之中,希望这可以给中国企业可持续性管理建设带来宝贵的经验。

2.行政管理无章可循,使企业陷入困惑。

由于现有公司法律法规线条较粗,在实践中往往缺乏可操作性,加之行政办事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各地行政不统一,地方各级部门行政又不统一等因素,使得经办人员遇事便向上级请示汇报,以图自保。就上海而言,各工商行政局程序就略有不同。例如:有的部门在外商独资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程序中,竟然要求被免职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签字就不接受申请,而变更法定代表人时,大都因为现任法定代表人失控,不配合股东工作,在此变更程序要求提供拟免职法定签字文件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有些工商登记部门,自行拟定的公司章程范本,申请注册的公司必须使用,除可填写注册资本额度、经营范围等留白部分外,绝不允许申请注册登记的投资者对自己公司的章程修订半个字,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些都使得中外国投资者疑惑和恐惧。

由于缺乏有效的董事和职业经理人管理机制,目前各地经常发生公司经理人与外国股东发生矛盾,股东拟收回公司管理权时,经理人拒不交出公司证照、印章、财务帐册,令公司陷入僵持事件。这时,您可能说,股东可以重新申办一套公司文件啊。岂不知,比登天还难,股东重新申领上述公司文件时,就会发现自己像皮球一样被各个部门踢来踢去。比如,你认为该先重新申请营业执照,工商部门要求申请书盖章,并要求法定代表人签字,股东没有公章,当然无法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根本不配合,就更不用说法定代表人签字了。如你认为应先去申请公章,公安部门还要求提交营业执照原件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申请书。财务帐册的办理更难解决,税务部门将重新核帐,并对公司进行罚款,真是苦不堪言。如你将公司实情告知各部门,他们的回答十分统一,请股东去诉讼解决。

3. 诉讼效率低下引发公司财产流失无法补救引发的问题。

谈到诉讼,同样存在脱离实际和缺乏可操作性问题。由于我国案由及提起诉讼需提供证据要求死板僵化,诉讼过程就成了马拉松,劳民伤财,还不一定得到满意的结果。首先要想立案,立案人员要先根据法院的案由类别来确定是否受案,如果诉求不在该案由分类范围之内,根本不予立案,股东的最后一道维权防线就这样丧失。若在该案由分类范围内,则外国股东准备需要提交的公证认证证据就要几个月时间,使股东不能及时行使诉权。由于我国诉讼没有有效的禁令制度 ,在股东对公司失控又不能及时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公司财产外流在所难免,这种损失便是因制度缺陷而造成。这些潜在的风险,直接影响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信心。

二、立法改进和加强宣传方面思考

从欧美公司法发展和判例情况,可以看出立法者和执法者在股东和董事合法权益、厘清公司各方权利义务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免除董事任职资格法》(Company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商业判断规则”、《Cadbury报告》等等,都对公司高管的行为进行了细致可行的规范,正因为这些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完善,才令企业能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进行运转。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也首次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勤勉义务,第14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由于勤勉义务的标准需以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合理注意为依据,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且公司法又仅进行了最原则的规定,在实际案件审理中如何判定董事行为合法合规性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本人办案实践,就增强法律法规可操作性提出建议如下:

1. 在注册登记方面,应掌握最基本的原则,即公司股东利益致上。在制定程序规定方面,不能舍本逐末,置股东利益于不顾,应当改革法定代表人制度。目前的法律法规致使很多人误以为公司就是法定代表人的,法定代表人就完全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权利被过于放大,成为引起公司失控的隐患,这样极不利于保护在我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在证照办理、申请方面,多在确认股东地位和身份方面下功夫,一旦认定股东身份,则应注册登记部门应在程序上合法配合股东收回公司控制权,以尽量避免损失扩大。

2. 建议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中引入禁令机制。我们接触过许多离岸公司,参与过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股权纠纷诉讼,英国式法庭审理十分灵活,双方在质证方面,不存在争议的证据,即使是跨境取得,法庭仍可采纳。在国外法律查明方面,各方可通过提供境外专家和律师意见,再由各方对相对方专家和律师意见进行评论、辩论,通过这些程序法官进行判定。在及时制止可能引起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方面,通过申请人交付保证金方式,下发禁令。由于违反禁令涉及刑事责任,原告境外所申请禁令到达中国境内,纠纷相对方依然能遵守行事。禁令十分快速、见效,充分体现了法律和执法的威严。而在我国诉讼中,证据在起诉阶段就强行进行公证或公、认证,否则不予立案,而境外公、认证一般在一个月左右,无疑大大地拖延了诉讼时间,这就丧失迅速对权利主张一方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丧失了法律和执法的严肃性和威严性。

本人认为,要完善我国公司立法,可通过作为立法与审判桥梁的司法解释和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地政府操作程序进行修订完善并公布于官网,并对执法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和考评,使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风险和责任具有可预测性,将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予以细化,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投资环境。

上海富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