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中存在问题初探

杨飞


自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被高检院列入七项公诉改革内容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2003年，“两高”、司法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表明了高层对这一改革举措的充分肯定，但是从运行实际情况看，该项改革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 定位模糊
首先应明确，无论是称普通程序简化（简易）审，还是称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方式其实质含义并无二致。目前对简化审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的一种新型审判模式1；一种观点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刑事案件法庭审理方式或技巧而已2。显然后者更趋保守，两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各地探索改革方法时在能不能破法、在多大程度“破法”上做法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很大。如果将简化审作为探索新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来对待，则似乎应当允许个别地区有选择的制定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规则。自《意见》发布后，其用意显然比较谨慎，虽然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但是目前实行简化审大范围突破刑事诉讼法的现象应该终止，认真地贯彻适用该《意见》。因为凭借各自理解一哄而上五花八门的改革措施确实存在着破坏法制统一，自行造法的弊端。基层司法机关不能超越法律借此为自己减压解负。
推行简化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如何将其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审的规定已经十分粗疏，这就为简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宜减则减、宜繁则繁”的法律空间，简化可以理解为法中本来应有之意。之所以简化，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庭审中存在着人为的不科学和复杂化做法，故改革的对象不是法条，而是在条文允许的空间改革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由不规范带来的积弊。在简化改革中决不能为简化而简化，不能伤及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某种程度上讲，简化改革中甚至不是规定可以不做什么，而是规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简化审应该视为刑事案件一审普通程序的科学化操作改革。认为简化审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新的庭审方式是不准确的。改革不应该与刑事诉讼法有任何冲突，其重点是对庭审中原有的不必要的烦琐、混乱做法进行科学规范，目标应放在建立科学高效的一系列庭审调查、辩论规则，所以不是一味“简化”，而是着眼于“优化”。
二、 追求效果单一
推行简化审的初衷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缩短诉讼周期。大部分的基层法院在论及推行简化审的效果时都讲到此举明显效果是大大缩短了庭审时间，从而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提高了诉讼效率。但是决定诉讼效率的显然不只是庭审效率，完整的庭审时间与目前大量繁杂的庭外诉讼时间相比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案件的庭审时间由一天减为2-3小时，可以说对整个诉讼时限影响甚微。达到这个目的决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因此，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应放在整个诉讼环节。目前缩短庭审时间后并未达到缩短审理期限的现象大量存在，可以讲，缩短审限的预期目标大半是落空了。况且，在目前将简化的目光盯在刑事诉讼最关键的庭审环节大加删减，实为不智之举，与刑事诉讼中突出庭审作用的方向是相悖的，将越发加重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病。所谓缓解法院压力，究其实是缓解了法院开庭的压力。我国的普通程序本来就比几乎所有法制发达国家更为简单和粗疏。这种视开庭为压力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司法人员不习惯于规范化庭审，不愿受庭审规则约束的随意化心态。开庭不重视，庭前庭后看案卷，此种做法与新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的方向背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简易化审理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是以满足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为出发点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和损害简易化审理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3。
三．操作规范繁杂而不实用
大部分地区制定的“操作规程”（包括《意见》）其实都对庭审中如何具体减化拿不出多少办法，而对于如何保证简化规定的更少。反而在庭前附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前置程序，如检法双方讯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询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前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法官对起诉书的阐明等。一些地方为此又自创了一批法律文书。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数既规定适用条件，又规定了排除适用条件、中途变更事由等，比之普通程序还要复杂和难以掌握。这种烦琐的范围规定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能切实为被告人所理解并充分运用，是一个问题。实质上成了法院检察院掌握内部文件。而且，多数操作规则中的外围性规定和实质性规定在法理、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即使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满足了规定中的其他条件，如配套措施跟不上，案件能否顺理成章的按照后面设计好的措施自然而然简化下来？能否达到庭审效果焦点突出、效率提高？都值得怀疑。这说明该规定的内容太少，不该规定和限制的内容太多。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否适用简化审理，主要的提起主体应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检察官法官根本无须过多审查。被告人同意了，案件自然简化，想复杂也因庭审无对抗性复杂不起来。
总而言之，许多基层司法机关的操作方案存在着主次内容比例失调、实质规定缺乏的弊端，操作方法上随意化很大。即使是庭上简化规定，也对于举证质证、辩论规则、法官认证标准和参与主动调查的程度等规范不够，对防止重复举证，控辩双方隐瞒证据、证据突袭，举证重点不突出等缺乏应对办法。不能不说是条文结构不合理，指导意义并不大。
四、无谓的法律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本已十分简单，简化的对象无必要也无依据集中在法条上。即使要改，应在如何增加创新意义的措施上做文章。但目前庭审中存在着公诉人不讯问、辩护人不发问、合议庭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移到庭前开庭后省略、只辨量刑、控方组合出证、庭前法官阅卷、对被告人实行程序性的从轻处罚等，与现行法律是冲突的。既无依据，有些规定又对提高效率作用不大，完全可以不省略。如对被告人适用程序性的从轻处罚，已经明显带有交易的性质。而“被告人认罪”仅对辨诉交易有意义，按惯例应由控方根据需要向法官提出，不能由法院给予一律从轻。有人认为，一旦被告人对从轻处罚期望过高，判决后失望，提出二审，重新展开对抗，则效果不好。再如控方组合出证，在无庭前证据开示的情况下，肯定限制了辩护权，使辩方丧失获得对己有利证据的机会。即使我国实行证据开示，但被告人并不参与开示，因此综合出证也必然限制其辩护权，举证时应该给被告人以认可的机会。4官庭前阅卷更是违反“中立”的职业规范。
对目前适用简化审理的案件，如果非要减少环节，倒不如明确规定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人、鉴定人可不出庭，允许辩护人庭前到控方阅卷，法官适当尊重控辩双方达成的证据合意等。既可避免目前一味强调“证人出庭”而无法实现的尴尬局面，利于建立合理的证人证言采用规则，也符合繁简分流，简单案件允许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方向。
五．职权主义明显，配套措施不够
简化审推行初期，一些地方出台规范时存在着检法各自为政，独家定规则的现象。在大部分检法共同出台的规定中，都很少考虑被告人、律师方的意见，《意见》出台后，加入了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十分及时。但是其中内容仍对律师方权利涉及甚少，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所以该项改革在实践中律师普遍反映冷淡，认为限制了辩护权。可以预计短期内这种现象不会改变。对于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业务萎缩后大量无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被动地位更明显。毕竟庭审是刑事诉讼的重心，不通盘考虑各方立场，就不能实现庭审的应有作用。对于辩护人，庭审是体现其作用的关键，不给其任何权利，只让其“配合”审判简化（一定意义上限制其庭上发挥），也是不公平的。目前之所以律师抵制的声音小，一方面是无律师被告人多，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律师迫于形势、被动接受的现象。
漠视被告人、辩护方的权益是简化审改革中职权主义色彩仍然浓厚的表现。但是，法院一方面想摆脱案件积压的羁绊，一方面又放不下长期形成的职权主义审判习惯，不能容忍或不信任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在庭前过滤加工。突出表现在庭前要求控方移送全部案卷，或主持控辩双方的证据交换等，本身就有矛盾。这也是当前简化庭审中“简化而不优化”，法官庭审压力减少工作量并未减少的原因所在。应该看到，检察院适用简化审时主动与法院配合过多，客观上放弃了一部分检察职责，使法官的思路与控方合拍，达到有利于控方的目的，也难辞其咎。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简化程序的运转多以检方直接参与为条件和前提，法官在审判中尽管拥有一定司法审查权，但仍处于受监督地位，以确保控审分离。
简化审的配套措施中，完善审前程序最必须。现行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这是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审前准备程序的现实基础。5一是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将简单案件的大部分庭前操作交由控辩双方去完成，既可大大减轻法院的压力，又可调动控辩双方主动适用简化审的积极性，必然使庭审焦点突出、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法官居中”地位的逐步确立。让控辩双方提前开示证据比法官提前阅卷无疑效果好的多。二是切实落实对无辩护人被告人指定律师和搞好法律援助工作。这都需要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配合。另外，在证据开示中，一般不应由法官主持，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法官主持证据开示需由非审判法官进行，6而这一点我们目前根本办不到，故法官主持证据开示很有可能形成“庭前开小庭”的现象，回到先定后审的老路


国家教委 国务院纠风办


国家教委、国务院纠风办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家教委 国务院纠风办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1995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纠风办把治理中小学乱收费作为纠风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以义务教育阶段作为重点，下大力气依法进行专项治理。国家教委明确提出了中小学收费工作“五不准”规定和治理工作的“八条措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和纠风办的领导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建立了办事机构，逐级签订了“责任书”，实行“收费监督卡”制度，坚持标本兼治原则，收到了实效。据23个省（市、区）统计，去年共取消、废止收费项目累计964个，查出违反规定收费金额累计1．74亿元，已清退1．
65亿元，查处乱收费案件239起，其中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的102人，通报批评的94人。同时，有部分省市通过更新改造薄弱学校，进一步缩小校际间的差距，改革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发展多渠道办学等，着眼于从根本上巩固治理工作的成果。总之，从全国来看，1995年治
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目标和思路逐步明确，力度比往年明显加大，多数地区中小学乱收费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对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成绩不能估计过高，当前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各地治理工作发展很不平衡。在农村，有一些地区的县乡政府违反规定或通过学校向学生乱
集资、乱摊派现象出现反弹；在城市，主要是某些大中城市对部分重点中小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高收费问题治理不力，有的甚至愈演愈烈。这不仅违背有关法律规定，违背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办学方针和方向，而且也损害捐资助学的声誉，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必须
从造就全社会稳定的教育环境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正确认识并认真解决好这一问题。
根据中纪委第六次全会和国务院第四次反腐败工作会议的部署，国家教委在1996年度教育工作会议及全国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专题会议上提出：1996年仍要把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作为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来抓，特别是要把进一步解决好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各省会城
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择校生”高收费问题作为突出重点，加大治理力度，务求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总的要求是：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从严治标，加大治本力度，标本兼治，认真做好1996年度中小学收费的专项治理工
作。
一、坚持从严治标，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一）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家教委《关于坚决纠正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关于明令取消全国中小学21个乱收费项目的通知》、《关于贯彻执行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对本
地制定的中小学收费的各种规定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违背上述文件规定的，如某些地区以勤工俭学为借口，向学生摊派钱、物的规定，应立即废止或进行修订。
（二）严格执行国家教委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收费工作“五不准”的规定并加强监督检查。普遍实行“收费监督卡”制度。坚决把住春秋两季开学收费关口，每个学期初，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纠风办、财政、物价等部门联合组织检查组，对学校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春季开学检查重
点放在收费项目和标准有否乱开口子；秋季开学还应重点检查有无通过“择校生”高收费问题。
（三）一定要把“择校生”高收费问题坚决遏制住，重点是大中城市。对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现仍在招收“择校生”的，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果断措施首先解决好高收费问题。部分省市从1995年秋季起已不招收“择校生”的，要做好巩固已有成果的工作。其他省（市、区
）要采用一步到位或分步到位的办法稳妥解决“择校生”问题，实现就近入学的目标。同时要坚决制止各种形式以权择校的“条子生”和“关系生”。
（四）继续加大查办违纪案件的力度，对不听招呼、明知故犯、顶风违纪乱收费案件，包括继续违反规定乱收费和通过招收“择校生”达到高收费目的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除收缴违反规定所得外，要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并公开曝光。
（五）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纠风办要根据今年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任务要求，选择和建立一批联系点，摸索工作规律，为决策提供依据。
二、从提高认识入手，切实抓好治本工作。
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和择校生高收费，不单纯是收费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而且是长期以来困扰基础教育的“经费短缺”、“应试教育弊端”和“片面的人才观”的综合反映。因此，在治理中，既要治“标”，制定办法，强化监督检查，规范收费行为；又要治“本”，转变观念，深化改
革，依法治教。
（一）端正教育思想，认清义务教育性质，提高依法治理乱收费的自觉性。小学实行就近入学，在普及初中教育的地方，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这是全面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助于减轻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过重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有助于克服中
小学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实现向素质教育转变；有助于大面积办好小学和初中，调动更多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小学和初中招生由考试择优到免试就近入学，是入学办法的一项重大变革。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密切配合，抓紧工作，制定规划，逐步推进。各地
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贯彻依法治教的原则，提高对应试教育和片面人才观弊端的深刻认识，坚决纠正中小学乱收费这股不正之风。
（二）地方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采取措施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包括配备领导班子、充实师资队伍、增加经费投入、配备必要教学设备和改善生源在内的办学条件。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要办好所有学校，逐步缩小校际间办学水平上的差距，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三个直辖市
和各省会城市应积极创造条件，率先做好这项工作，这是解决“择校生”问题的基本途径。
（三）进一步加大高中、初中招生办法和办学体制改革的力度。可考虑将重点中学和办得较好的初中的全部或部分招生指标，按在校生人数的一定比例分配给附近的各个小学，实行德智体择优选送（不得统考）；凡有条件的地方，可进行重点完中只办高中的改革试点；时机成熟时，还
可在大中城市积极推行九年一贯制（特别是新建校，尽可能建成九年一贯制学校），既可在同一所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也可在异校之间由相对就近的小学和初中挂钩实施九年一贯制。以减少升学和择校的竞争。
（四）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依法开办民办学校，以满足一些家长的择校要求。民办学校收费标准应依学校办学成本确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具体标准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会同财政、物价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报县级以上政府批准，接受社会监督。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加强对民办学校的领导和财务管理的审计。
（五）明确举办义务教育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为促进“两基”目标的顺利实施，落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各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应按照《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努力做到“三个增长”和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需要，随着物价上涨指数
的变化适时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标准。同时，要进一步处理好教育内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逐步调整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和比例，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努力为本地区提供足够数量的学校和较好的办学条件，逐步满足法定适龄儿童和少年免收学费、就近入学的需要。
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和做好义务教育阶段的改革工作，努力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逐步做到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既是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和学生家长的共同责任。欢迎全社会和学生家长对中小学收费工作进行监督，同时对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
门正在进行的义务教育阶段改革工作，要从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跨世纪一代新人，迎接21世纪挑战的高度出发，给以理解、配合和支持，把中国的基础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纠风办将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情况，于1996年11月底前报同级党委、政府和国家教委、国务院纠风办。



1996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