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集体上访处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6年5月9日）

深办发〔2006〕9号

　　 《深圳市集体上访处置暂行办法》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深圳市集体上访处置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妥善处置集体上访，规范处置工作，提高处置能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正常信访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家《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集体上访，是指信访人5人以上，采取走访形式向各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活动。
　　 第三条处置集体上访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要求，认真贯彻实施《信访条例》，正确把握和处理好畅通信访渠道与维护信访秩序的关系，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努力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第四条 处置集体上访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二）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时、就地解决集体上访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三）以疏导教育为主，慎用警力和强制措施，防止矛盾激化。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代表市委、市政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统一部署全市集体上访处置工作，建立和完善集体上访处置工作机制；
　　 （二）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处置涉及全市或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集体上访；
　　 （三）督促检查各区、各部门处置集体上访各项措施的落实。
　　 第六条区委、区政府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本辖区集体上访处置工作，制定工作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工作机制；
　　 （二）预防和控制集体上访，组织开展集体上访隐患排查，及时调处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本辖区；
　　 （三）组织处置本辖区已发生的集体上访，协调处理并做好督促检查，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
　　 （四）主动配合上级党委、政府处置辖区群众越级集体上访，把上访人接回并妥善处理他们反映的问题。
　　 第七条信访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一）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做好群众到本级党委、政府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以下称规定场所）集体上访的接待、处理工作，必要时协助处理在其它场所发生的集体上访活动；
　　 （二）受理、交办、转送、督办集体上访事项；
　　 （三）组织协调有关辖区、责任单位及其他涉事单位做好越级集体上访人员的劝返工作，维护正常信访秩序；
　　 （四）研究、分析集体上访情况，及时向本级党委、政府和上级信访部门报告，提出工作建议；
　　 （五）向下级党委、政府和同级有关部门通报集体上访情况。
　　 第八条 公安机关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加强对本辖区党和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的巡逻，维持集体上访现场的治安秩序、交通秩序；
　　 （二）协助集体上访接待部门维护正常信访秩序，保护现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对集体上访中发生的违法行为，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秩序；
　　 （四）收集并固定集体上访过程中违法行为的证据，适时依法处理。
　　 第九条纪检、监察以及司法机关、行政复议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一）做好群众到本单位集体上访的接待工作，受理、办理有关信访事项；
　　 （二）按照职责和管理权限，依法妥善处理群众集体上访提出的申诉、检举、控告或者诉讼、行政复议事项；
　　 （三）综合运用法律、教育、调解等多种手段处置涉法涉诉集体上访，有效化解矛盾，维护正常信访秩序；
　　 （四）做好法律宣传和法律援助工作，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并协助群众来源地、涉事单位做好矛盾化解工作。
　　 第十条 责任单位履行以下职责：
　　 （一）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做好群众到本单位集体上访的接待工作，受理、办理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并及时答复上访群众；
　　 （二）承办信访部门交办、转送的集体上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和交办转送要求作出处理；
　　 （三）做好政策法规宣传解释工作，教育引导上访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正常信访秩序；
　　 （四）积极配合做好越级集体上访处置工作。
　　 第十一条宣传部门根据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的要求，负责协调、安排有关集体上访的宣传报道工作。责任单位新闻发言人在市宣传部门指导下做好新闻发布和媒体沟通工作。
　　 第十二条其他有关单位协助配合责任单位、信访部门处置集体上访，做好交通、救助、后勤保障等工作。

第三章　集体上访处置程序

　　 第十三条集体上访分为一般集体上访和异常集体上访。一般集体上访是指到规定场所进行的有秩序的集体上访活动；异常集体上访是指在规定场所发生的有过激行为的集体上访活动或在非规定场所发生的集体上访活动。
　　 第十四条一般集体上访处置程序：
　　 （一）集体上访接待部门要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做好接访工作，凡上访人数超过5人的，要告知上访人推选不超过5人的代表，进行接访；
　　 （二）集体上访接待部门对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集体上访事项，应当直接办理。对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作出处理决定的集体上访事项，应当告知、引导上访人到其他机关理性反映诉求，或及时转送、转交其他机关办理。
　　 第十五条异常集体上访处置程序：
　　 （一）对异常集体上访，公安人员和有关人员应当及时赶到现场，维持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做好宣传、教育、疏导、说服工作；
　　 （二）对在非规定场所发生的异常集体上访，现场处置人员应当引导其到规定场所理性反映诉求。对经劝导愿意离去的，必要时可由有关部门安排车辆送到规定场所或返回驻地。
　　 第十六条越级上访处置程序：
　　 （一）发生群众越级进京集体上访时，市信访部门要根据上级要求，组织责任单位和相关涉事单位派出工作人员，在指定时间赶赴北京，协助中央国家机关做好上访人的劝返工作，尽快把上访人带回本地。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要配合做好劝返工作；
　　 （二）发生群众越级到省集体上访时，市信访部门要根据上级要求，组织责任单位和相关涉事单位派出工作人员，在指定时间赶到现场，协助做好劝返工作；
　　 （三）发生群众越级到市集体上访时，由接待部门视情况通知责任单位和相关涉事单位派出工作人员，在指定时间赶到现场参加处置工作。
　　 第十七条集体上访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一）集体上访中发生下列行为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1．在党和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大规模非法集会、示威，围堵、冲击党和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
　　 2．携带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
　　 3．侮辱、殴打、威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4．在党和国家机关办公场所、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损毁公共财物；
　　 5．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二）集体上访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后，即按照《深圳市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实施办法》（深办〔2005〕51号）的规定进行处置。

第四章　后续工作

　　 第十八条集体上访人员接回后，有关责任单位要认真研究他们反映的问题，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抓紧办理。对重大集体上访，要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限期解决。同时，要切实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工作，防止其再次集体上访。
　　 第十九条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每月定期通报群众到市委、市政府集体上访情况。市信访部门每季度通报一次群众到市委、市政府集体上访处理情况。
　　 第二十条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及时对集体上访处置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完善有效预防和处置集体上访的工作机制。
　　 第二十一条对在集体上访处置工作中失职、渎职，酿成群体性事件或其他恶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深圳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深府〔2005〕16号）、《深圳市信访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深办〔2006〕13号）的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处置集体上访工作。国家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处置集体上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由市信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200025）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2]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3]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4]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2]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3]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4]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5]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