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处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及时调查、处理企业职工伤亡事故，采取积极预防措施，防止伤亡事故发生，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西省劳动保护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职工伤亡事故（以下简称事故），是指企业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含急性中毒）的下列事故：
（一）轻伤事故：指负伤后歇工在一个工作日以上，但不到重伤范围的事故；
（二）重伤事故：指造成职工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一般能引起人体长期存在的功能障碍，或劳动能力丧失的事故；
（三）死亡事故：指一次死亡1至2人的事故；
（四）重大死亡事故：指一次死亡3人以上9人以下的事故；
（五）重大恶性事故：指一次死亡10人以上49人以下或重伤30人以上的事故；
（六）特别重大事故：指一次死亡50人以上，或一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性质特别严重、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故。
对事故分类国家另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划分。
第四条 事故按下列规定分为责任事故和非责任事故：
（一）责任事故：指因有关工作人员的失职或违反有关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而造成的事故；
（二）非责任事故：指由于自然因素或国内技术条件所限造成的人力不可抗拒或难以预测的事故。
第五条 事故的报告、调查和处理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依法依纪的原则。
第六条 企业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伤亡和急性中毒事故，应在24小时内报告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工会，同时填报事故快报表；重大死亡以上事故还应报告监察部门；急性中毒事故还应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企业不得隐瞒不报、虚报或拖延报告。
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工会接到死亡、重大死亡事故报告后，应在24小时内按系统逐级上报；死亡事故报至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省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工会；重大死亡事故、重大恶性事故报告省政府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特大事故还应报告国
务院。
第七条 发生伤亡事故的企业应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防止事故扩大，尽量减少事故损失。事故后应保护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必须做好标志、拍照（摄像）、详细记录或绘制现场事故图，妥善保护现场重要痕迹物证。事故现场的清理须经事故调查组同意。
第八条 事故的调查必须按下列规定成立调查组：
（一）轻伤、重伤事故由事故企业负责人组织本企业生产、安全、工会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二）死亡事故，发生在县以下（不含县属，下同）企业的，由县（市、区）企业主管部门或乡镇政府会同县（市、区）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发生在县属以上企业，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企业所在地市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三）重大死亡事故，发生在县以下企业的，由地市企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发生在县属以上企业的，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四）重大恶性事故，发生在县以下企业的，由地区行政公署、省辖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发生在县属以上企业由省企业主管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五）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本条所称有关部门包括企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监察部门和工会等。
无主管部门的企业发生伤亡事故的，由安全生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九条 事故调查包括：查清事故发生经过，伤亡情况，事故原因，确定事故性质，提出对责任者的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建议等，在调查结束后即写出事故调查报告。
第十条 在事故调查中，对事故分析和责任者的处分意见不一致时，由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提出结论性意见；仍有不同意见，应报上级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处理；仍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报同级人民政府裁决。
第十一条 发生事故企业的有关人员，应积极配合和支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不得刁难和阻挠。
第十二条 凡属责任事故，应按事故原因和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规定，分清事故的直接责任者、主要责任者和企业领导者的责任：
（一）其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为直接责任者；
（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决定性责任的，为主要责任者；
（三）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为领导责任者。
第十三条 由于下列情形之一而造成的事故，应追究直接责任者和主要责任者的责任：
（一）违章作业或违章指挥的；
（二）发现事故征兆，既不报告又不采取措施的；
（三）擅自拆除、毁坏、停用安全卫生装置和设施的；
（四）违反劳动纪律，擅自进入其他工作岗位或动用不属自己使用或管理的设备、工具的；
（五）不按规定穿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或用具的；
（六）违反国家规定设计、施工的。
第十四条 由于下列情形之一而造成事故的，应追究事故企业领导者的责任：
（一）安全工作无人负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无章可循，管理混乱的；
（二）发布违反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指示、决定和规章制度的；
（三）未按规定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培训、考核、取证的；
（四）不采取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的；
（五）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和引进工程项目，不执行劳动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规定的；
（六）在推行各种经济承包责任制中没有劳动安全卫生要求和相应措施的；
（七）在没有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转嫁有尘毒等有害物质危害的生产或加工的；
（八）设备超过检修、检验、使用期和经常超温超压、超速超负荷运转或特种设备未取得使用许可证的；
（九）对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事故隐患，未采取必要措施，玩忽职守的；
（十）不按国家规定给职工配备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对有关领导或责任者从严处理：
（一）事故发生后，有意破坏事故现场，或对事故隐瞒不报、虚报、故意拖延报告的；
（二）在事故调查中，隐瞒事故真相、弄虚作假甚至嫁祸于人的；
（三）事故发生后，不组织抢救或抢救不力以致扩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
（四）事故发生后，不认真吸取教训，不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导致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的；
（五）非法开采资源，无证制造、安装、检验、修理特种设备或转让转卖特种设备制造、安装、修理许可证而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
（六）发生重大死亡事故、重大恶性事故或特大事故的；
（七）违反本办法规定程序，滥用职权，擅自处理或袒护包庇事故责任者的。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调查组提出处理意见，报请同级政府追究事故企业主管部门、有关责任部门或企业所在地政府有关责任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一）发生一次重大恶性以上事故的；
（二）在所管辖的范围或企业中，同一年度内多次发生同类死亡事故的；
（三）有关主管部门违反规定，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企业，擅自批准生产或颁发生产或安全证照，造成死亡事故的；
（四）对本地区、本系统所属企业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在接到报告后，不及时作出处理，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
第十七条 对事故企业和事故责任者，应根据情节轻重和责任大小，分别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江西省劳动保护条例》予以处罚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事故审批结案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轻伤、重伤事故，由企业自行审批结案，并报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备案。县（市、区）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可视情况进行复查。
（二）死亡事故，发生在县以下企业的，由县级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批复结案；发生在县属以上企业，由企业所在地市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批复结案，但交通、铁路、民航、化工、电力、冶金、军工行业的中央驻省和省属企业的死亡事故由省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批复结案。
（三）重大死亡事故，发生在县以下企业的，由企业所在地市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批复结案；发生在县属以上企业的，由省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审批结案。
（四）重大恶性事故，由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提出意见后报省政府，意见一致的，由省政府授权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批复结案；意见不一致的，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由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批复结案。
（五）特别重大事故，按国务院《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办理。
（六）由监察部门参加调查的重大死亡事故，其事故责任者的行政处分由监察部门研究决定或提出建议，并抄告批复结案部门；由地（市）级监察部门参加调查的重大责任事故，对责任者的处理须报上一级监察部门同意。
（七）急性中毒事故，经地（市）级以上职业病诊断机构明确诊断后，方可审批结案。
第十九条 事故审批结案前，应征求同级工会组织的意见。
地（市）、县（市、区）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审批的事故结案批件，均应抄报上一级和省级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工会备案；省、地（市）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审批的事故结案批件，均应抄送下一级及事故企业所在地的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工会。各级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审批的事故结案批件，
均应抄送抄报办理惩处事故责任者手续的企业和部门。
第二十条 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在事故发生后60日内向负责批复结案的部门报送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批复结案部门应在收到报告后30日内做出结案批复；事故的处理工作应在90日内结案，特殊情况最多不得超过180日。
各级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事故调查结案的管理工作，督促和监督有关部门和发生事故企业依照规定的权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事故的调查结案工作。对事故迟迟不予结案或对事故处理不公的，应提请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事故企业或行业主管部门对事故结案处理的审批结论有不同意见，应在收到批复的15日内报审批部门的同级政府处理。同级政府对原审批结论有重大变动时，应征求上一级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工会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有关地区、部门和事故企业，在接到事故结案批件后，应执行对事故责任者的处分决定，并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处分手续，处分材料存入本人档案，处理结果应向群众公布。对有意拖延或拒不执行的，追究企业主管部门或责任企业负责人和有关人员
的责任。
当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应定期向省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处理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三条 职工伤亡事故审批结案后，由事故企业所在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按规定办理并发给《职工因工死亡证》或《职工工伤认可证》。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发生的伤亡事故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安全生产主管部门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9月29日
作为人类实施环境管治最严厉措施的环境刑法，是随着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发展的。从世界范围看，以刑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的激进观点，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得以提出。虽然国际刑法学会等诸多组织对此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曾经一再警告不要在时机成熟之前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动刑，但是西方工业国家在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逆现代刑法非犯罪化的潮流而上，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刑事立法。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束缚和毁灭性后果，因此也对环境刑事立法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作为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产物，环境刑法已然对现代刑法理念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环境刑法终究无力破解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侵害“有组织不负责任”的困局，立法上的激进终究不敌执法和司法上的保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终究难逃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的厄运，对于扭转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收效甚微，更无力消减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疑虑。

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发展主义尤其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同时也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在尚未超越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唯发展主义发展观的背景下，在尚未厘清环境伦理观念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合理阈限的情况下，环境刑法的运用是仓促而粗糙的。这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暴露了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病急乱投医”的窘迫。环境刑法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的不合时宜也因此暴露无遗。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背后，也伴随着环境问题的隐痛，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专门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强化了对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则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确立了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

但是，从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看，偌大的中国，每年作出判决的环境犯罪案件数基本上只有一位数，犯罪黑数明显太大，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明显乏力。而司法适用难也只不过是我国环境刑法诸多困境的“冰山一角”，环境刑法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应有功能远未发挥。

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环境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公诉方基本上无力证明污染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环境犯罪问题上如果固守现代刑法“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会使环境刑法形同虚设。于是，主张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司法上采取推定因果关系的激进观点呼之欲出。

对此，反对者无不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激进地在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违现代法治理念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伤害人权保障原则之嫌，也有违刑法谦抑和节俭的原则，还会导致“泛犯罪化”的倾向，使刑法本身琐碎化，与现代刑法理念格格不入;如果激进地在司法中采取推定因果关系原则，则会遭致“司法绑架科学”的诘难，而且司法的严谨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可能会降低企业革新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会遭致“司法阻碍发展”的指责。

这启迪我们，环境刑法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环境刑法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问题，因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既是环境刑法观念正当性、科学性论证的逻辑起点，也是环境刑法制度合理化、精细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通过环境观和发展观的反思才能科学回答这一问题，从而为环境刑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通过现代伦理观和现代法治观的反思才能厘清环境伦理观念的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的合理阈限，从而明确环境刑法的时代使命和价值取向，再进一步通过环境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和罪刑各论的反思，重建环境刑法的理论体系和对应的制度体系。而当务之急则是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寻找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在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理论创新。它以人、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和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环境刑法深层次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人类的终极问题，环境刑法本身无力回答但又必须回答，这就需要借助“外力”的支持。生态文明理念正是环境刑法回答这一难题可以借助的“外力”，能够引领不合时宜的环境观和发展观从“发展与环境二选一”向“人、自然与社会三合一”转型，使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契合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自然、也有利于社会，归根到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既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

于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具有了生态文明的意涵，从而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法律之中的逻辑延伸。而在环境保护面临“市场失灵”、“行政失灵”以及环境民事法和环境行政法乏力的情况下，动用环境刑法敦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就是必要和正当的，是符合现代法治的逻辑进路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刑法之中的逻辑延伸。

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屏障。总结三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建设的成败得失，剖析环保法治运行中“没有大错、也无大用”的立法因素、“左右为难、夹缝执法”的行政因素、“非不能为、实不欲为”的司法因素和“企业违法、公众无奈”的关联主体因素，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机制的构建亟须突破目前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之中诸多不利因素犬牙交错、相互掣肘的困境，亟须为环境法治建设寻找新的突破口。

环境刑事法治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治建设的“制高点”和“总控阀”。因而，环境刑法可以当仁不让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机器”。以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为环境法治建设的突破口不失为明智之举。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不仅能够带动环境法制的整体进步、重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还能够牵引环境管治模式的法治化改良并倒逼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态化变革。

总之，在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上，既要防止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保守思维，也要避免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将环境刑法引向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的道路，而应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观念变革，超越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让环境刑事立法、执法与司法分工协作，逐步实现人类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协同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也有利于为环境危机中的刑法制度创新提供科学指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