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法律”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在我国司法领域，几乎天天都有人在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道理。可是“事实”是什么呢？“法律”又是什么呢？“事实”和“法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无聊得很，所以似乎就少有人提及它们。今天，本人似乎真有些心血来潮，偏偏想要对这些无聊的问题谈点什么，还希望大家能赏足点面子，看看我到底都谈了点什么。

一、“事实”是什么呢？大家很容易想到“客观真实存在”这层面的含义。因为，事实似乎从哲学上更容易探讨些，从法律角度似乎很难将其说清楚。但法律现象本身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存在却是毋庸质疑的。综观中外古今，我们看到与法律现象相关的事实至少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一个普通的公民，目前若偷窃价值一千元左右的物品，就可以被判处一年的徒刑；而一个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的老总，利用手中的权力采用“高明”的手段造成价值成千上亿的国有资产流失或浪费，却可能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追究，甚至还被宣扬成“改革的先锋”或“时代的楷模”。第二种情况，“王侯将相，‘真’有种乎”！自古及今，翻阅一下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及家财万贯者们的出身或履历，我们会发现：他们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名门之后”，寻常百姓的后代只要能混上个“七品县令”或者达到“中康”富裕，就应该算是祖坟上很冒烟了。看来民间流传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第三种情况，“天网恢恢，疏而有漏”！记得《窦娥冤》中的女主角曾唱道：“行善的受贫穷命更短”、“为恶的享富贵寿更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谓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作天！”。看来“天网”还是给做恶的人开了不少口子，让不少大奸大恶之人逃避掉了本应该受到的惩罚；否则，天国的理想和人世间的冷酷将会没有什么差别了。第四种情况，“法令滋彰，奸宄弥出”！自从有文字以来，用来约束人、制约人的法令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多，可人类犯奸坐科的名目也在日渐繁多。看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且“水涨船高”的道理是永远适用的。

二、“法律”是什么呢？作为国家统治意义上的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必将会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那么如果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到底该怎样从理性的角度审视一下法律呢？首先，“法律不应是摆设”。从法律作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工具或方法角度讲，法律确实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保障人类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且能正常运行的纽带神经。一个不讲规则和法律的社会肯定会导致人类的自相残杀和灭绝。其次，“法律不是一对一的逻辑规则”。立法者可以制定对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团体有利的法律，执法者可以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执行法律。法律规则确实不象自然规律那样可以被称之为从假定、事实再到结论的一对一的逻辑科学，而更像是可以被人随意操控的一门技艺。再次，“法律实施直接体现为现实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任何社会主体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谋取到最大的利益（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不会如此）。另外，对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来说，可以将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载体进行出售；就执法人员而言，也可以通过玩弄或出卖法律获取不正当利益。最后，“法律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或“灵丹妙药”。法律作为人们评判是非或解决某些社会纠纷或争端问题的一种标准或尺度，它的调整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有时它的作用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无法替代道德、宗教、舆论、习俗和其他非法律力量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法律能解决一切社会痼疾，将其看成是神奇的“万能钥匙”或“灵丹妙药”。

三、“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一）“事实”和“法律”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从哲学上“物质即客观实在”意义上讲，“事实”应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但是任何事实，只有被人们通过主观意识所发现所认识才会对人们自身产生意义。就法律事实而言，人们自身所认识或所认可的法律事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只能是人们通过逻辑判断推论得出的或然性事实，有时甚至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所以，我们不应该迷信法律“事实”，但又必须依靠法律事实。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依。
“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现象，属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但是法律毕竟仍属于人们意识形态或主观思维认识的结果，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者或统治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创设法律或废止法律，执法者可能错误理解法律或为了私利可以错误地适用法律、甚至可以不讲法律。
所以，我们平常所讲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一种假设的逻辑标准或人类的理想信念而已，并非无可挑剔指责。因为现实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执法人员的“自由心证”，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可能被说成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去严肃执行法律。

（二）“事实”和“法律”具有相互影响或相互塑造的功用。
在一个信仰迷失、道德沦落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事实”环境状态下，“法律” 是不可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的，甚至可能蜕变成强者欺压弱者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在如此“事实”环境状态下，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之理念很容易被强势群体或执法人员所亵渎；弱势群体也很容易因遭受法律不公正待遇的切肤之痛后自然将法律看成是束缚或压制他们的“手铐脚镣”。如果社会面对的是这样的“事实”状态，法律规则制定的越多，被真正严格实施的法律规则就会相对越少，法律的权威性也会越低，其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或塑造功能也会越小越差，甚至直接导致严重的社会阶级冲突事件，直至新的社会秩序的重构实现。
相反，在一个人类满怀信仰，心灵相对净化和法律规则受到普遍尊重和推崇的社会，除了宗教信仰和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外，法律将会成为规范人们生活言行的最重要主宰性力量。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不遵守法律或不严格执行法律的行为肯定会最大可能的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在这样的社会“事实”环境状态下，强势群体的成员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名誉、地位或自我价值实现，弱势群体的成员会因为对法律的信仰更加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或争端，并为自己谋取到最大利益。长此以往，法律的权威性能够得到“事实”结论的不断验证，法律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或塑造功能也会越大越强。
所以，我们若忽略“事实”环境状态对法律实施成效的影响，而片面强调法律的作用，或者忽略法律规则对“事实”环境状态的正面塑造或影响，不重视法制的建设和实施，都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太平盛世”，达到“长治久安”目的的。

（三）“事实”和“法律”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表现，它们都戴上了人类给制造的面具。
大家常说：用“事实”去说话；要“法律”去评判。可是“事实”本身不会站出来说话的，“法律”自己也不会去评断是非，一切都是人通过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让“事实”说话和要“法律”去评判是非的。在此过程中，事实真相可能被掩盖粉饰、被扭曲颠倒，法律本意也可能被曲解滥用、被亵渎蒙羞，一切都像是被人们戴上了面具似的。难怪有人说：没有事实，事实就是可以“指鹿为马”；存在法律，但是法律是执法者们的法律，仅产生在执法官员如何执法的刹那间。
但是，我们又无法否认：事实仅是一种真实的样态，它本身又是可以被人类认识或反映的，而且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进行再现或重述的。法律存在作为一种事实现象，对其规则本来含义的理解也应当遵循相应的符合人类认知规则的逻辑标准来进行。这样，“掩盖粉饰、扭曲颠倒”事实会被当成“尊重事实”的例外，“曲解滥用、亵渎蒙羞”法律会被当成“依法办事”的例外。例外事件总会受到道德舆论、宗教信仰等各种非法律势力的影响，在各种社会阶层或阶级力量处于平衡或稳定的前提条件下，其生存空间是不可能无限向外拓展的。
所以，对于“事实”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或介质，其内部自身同样存在着系统的逻辑制衡关系，而且其内部的制衡关系与外部的制衡关系或因素共同维持一个稳定的平衡态，从而使国家或社会沿着秩序的轨道运行。一旦例外的事件或普遍事件失去区分的意义或例外事件从量的方面已经积累到普遍事件的程度，那么“事实”和“法律”的内外部因素平衡态都将被打破，国家或社会也会面临天下大乱的局面。

鉴于“事实”和“法律”之间存在如此复杂的关系，我们实在不敢肯定已经搞清楚了二者之间的复杂系统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让法律的运行和功用发挥与社会“事实”环境状态能够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而在此过程中，只片面强调法律的力量，而忽略社会道德、宗教信仰或公序良俗等非法律力量的科学建设或功用发挥是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反之亦然。

2006年3月27日

　　【裁判要旨】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所举证据的证明效力要比职工或其直系亲属所举证据占有优势，本案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据此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案情】

　　原告陈某系第三人用人单位职工，2010年12月18日下午18时许，陈某骑电动车沿国道105线公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国道105线388公里400米处被车辆撞伤，送医院救治。2011年5月13日，陈某向被告社会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经陈某补正材料后，被告受理于6月20日向第三人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2011年8月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原告在国道105线388公里处被车辆撞伤，事故当天没上班，认定原告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原告系用人单位粘胶板工，下班回家路上被车辆撞伤，车辆逃逸。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应依法认定工伤。被告辩称，我局受理原告工伤申请后，要求用人单位举证。用人单位提交的考勤表中，原告举出的证人在原告发生事故时没有和原告在同一单位上班，没有采纳原告举出的证人证言。认为用人单位举出的考勤表和证人证言能证明原告事故当天没有上班，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其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第三人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作为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原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主体上并无不当。关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当天是否上班，第三人的主张是原告没有上班，原告的主张是上班，在行政程序中原告举出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第三人举出考勤表和单位职工证明，被告采纳了第三人提交的考勤表，认为原告发生事故时考勤表中没有原告举出的证人名单，从而没有采纳原告举出的证人证言。由于用人单位没有严谨的考勤制度，职工上、下班都没有本人亲自签名，该考勤表由第三人单方掌握，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难以查明认定，原告和第三人在证据上都不具有优势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被告据此对原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决定属证据不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所作的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决定的行政行为。

　　【评析】

　　一、背景情况介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用工主体呈现复杂化和劳动者就业形式多样化，工伤事故屡有发生，而有些用人单位受生产条件、生产成本等的限制，没有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在伤亡事故发生后，想法设法逃避法律责任，由于用人单位的考勤情况、工作计划和安排等相关材料通常有用人单位保管，同单位工友担心得罪用人单位也不愿意为受伤害职工作证，受伤害职工举证存在困难，不利于保护受伤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明确了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体现了对弱者的倾斜。

　　二、裁判要旨的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受伤害职工事故当天是否上班，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都举出相关证据。社会劳动保障部门采纳了用人单位的证据，法院在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中认为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从而判决撤销了社会劳动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主要理由：

　　1、证据规则的运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确立了优势证据规则，“优势证据规则”是指证明同一事实而又相互矛盾的数个证据之间的证明力大小的比较规则，即按照制作人、形成过程等标准确定不同证据之间的证明力优劣的规则，这里的“优势”是指对事实的证明要达到50％以上的程度。在一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一方肯定该事实，另一方否定该事实，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有时也相互矛盾，双方当事人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需要法官依据法律程序，综合考量案件情节、法律的目的和原则、对双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等加以判断，进行合理的推定，对双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效力进行比较和衡量，以相对占优势的证据认定事实，作出恰当的裁判。本案从受伤害职工和用人单位提交的证据抗衡中，双方的证据均不具有优势，不易查明案件事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要求用人单位的举证须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法院在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中以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判决撤销被告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是证据规则的运用。

　　2、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法律适用中，执法者可以援引法律原则，以适用社会发展中不断提出的各种新要求。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有的法律宗旨，其基本原则除维护公平、正义等普遍原则外还包括不追究过失原则、与社会救济相结合原则、向受害人倾斜原则、工伤保险补偿与事故预防和职业病康复相结合的原则、社会化原则以及社会化与雇主责任相结合原则等。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时，在可认定可不认定，界限模糊不易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下，向受害人倾斜符合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原则，有利于调节社会关系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运用裁判要旨应当注意的问题

　　1、尊重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自由裁量。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在用人单位和受伤职工是否属于工伤问题上，将举证责任归给用人单位，但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仍要运用各种证据证明劳动者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最终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由此可见工伤认定过程存在自由裁量的可能，即使法定的工伤情形规定的再细也不可能完全与现实中具体的伤害情形相一致，主观判断存在偏差不可避免，法官应尽可能尊重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自由裁量。

　 2、受伤害职工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也应承担部分证明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虽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但是受伤害职工也应承担一部分证明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这些证据由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向法院提供。

　　3、不能以保护受伤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名义，任意扩大工伤的范围，针对个案应进行严密的分析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和十五条规定了职工应当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第十六条规定了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几种排出情形，审判实践中应正确把握和运用，不能以保护受伤职工的名义，向其倾斜过度，使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基金管理部门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应针对个案进行严密的分析认定，真正体现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目的和原则。

　　（作者单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