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法国民法典》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即“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鉴于其标的的特殊性—争议或纠纷，法律赋予和解合同终极的既判力。和解合同呈现出合同起源和裁判效力的混合性质。一方面，它在救济途径上不同于生效裁判，采取合同无效救济途径，并非诉讼上的再审程序；另一方面，它在合同无效事由的追究上，体现出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和解合同随着ADR的推广从民法典领域进入纠纷解决领域：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赋予和解合同执行效力。此程序正好与我国新确立的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相似；因此，通过与法国和解合同的比较法研究，可以寻求完善我国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之借鉴经验。

　　《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至第2058条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有名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1]它的特殊源于其标的—已产生的争议（contestation）或潜在的、可能产生的争议。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和解合同是指“当事人用以解决已发生的争议或预防争议发生而缔结的合同”。和解合同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14世纪的著名评论法学家巴尔托勒（Bartole）宣称：“和解是所有合同中最有用的种类之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佩阿马卢（Préameneu）声称“和解将是解决争议的最巧妙手段”。从其属性和标的的性质来看，和解合同处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交叉的十字路口”。[2]由于和解合同纳入民法典的规定中，法国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它的研究；这种现象直到法国ADR的发展才得到改变。和解合同作为友好解决争议的一种和平手段，正式纳入法国ADR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和解合同已经从民法中的‘小合同’演变为涉足广泛领域的一种争议解决的和平手段。”[3]为鼓励和解合同的适用，1998年第1163号法律规定：“当和解交易失败后进入诉讼程序，对在和解交易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应当支付报酬。”法律援助的范围推广到和解合同的签订中。随着法国私法学家的论述深入和判例的逐渐补充，和解合同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增设了“相互让步”（concessions réciproques）作为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因此，和解合同应是“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

　　200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此条已落实到2010年颁布的《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争议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将合同性质的界定推广到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争议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可以说，此处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与法国和解合同中的“相互让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的法律最近也确立了对此类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于该程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然而，我国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许多未决问题，如司法确认程序的法律性质、受理范围、案件管辖、申请方式、条件和期限、审查范围、审理规程、调解协议内容的调整、司法文书形式、撤回申请与程序转换、确认错误的救济。[4]

　　鉴于和解合同标的的特殊性，法国法律和判例对于该合同的生效条件、法律效力、无效事由、与法官的关系上有着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小心保护当事人合意的真正落实。我国法律将诉外调解协议的性质定义为民事合同可谓一大进步；然而，关于这种特殊合同的具体实施，学者们的探讨则比较少。我们试图通过对《法国民法典》中和解合同适用的研究寻求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

　　根据1995年2月6日关于发展和解合同以求友好解决争议的通告，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包括：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虽然《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第2款规定“和解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但是，根据法国的有关判例和学术界的论述，书面形式不是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而只是一种有利的证明方式。[5]

　　（一）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

　　《法国民法典》第2045条规定：“为进行和解，必须具备处理其涉及标的的能力。”和解是一种涉及对权利的处理行为，所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此，已解除监护的未成年人自然享有和解的能力。对于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或受监护的成年人，他们的和解行为需要得到监护法官（juge des tutelles）的同意；监护人可以在获得家庭委员会（conseil de famille）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代表未成年人进行和解。对于财产受管理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财产管理者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进行和解。受司法监管的成年人可以进行和解，但是其签订的和解合同可以因损失的原因而撤销。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把和解权授予其他人行使。例如，在司法破产管理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单独或在法官委任的管理者的帮助下进行和解；在司法破产清算程序中，得到法官授权的清算人，在传唤债务人后，可以与债权人就相关的争议进行和解。于是，在审查和解合同时，合同签订人是否具备和解权是关键。

　　（二）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

　　与其他合同一样，和解合同的标的必须为可交易的事物，并且必须遵守公序良俗的有关规定。法国判例规定，和解合同通常只能处理已产生的权利（droits acquis），而不包括未来的权利（droits futures ）。例如，当事人只能就已确定的抚养费数额，而不能就将来抚养义务产生的数额进行和解。[6]和解合同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可以根据事后相关因素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相反，有关禁止增加或减少抚养费的规定则是违背公共秩序，将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与保险人或肇事者可以就将来发生的后果（即使是不可预知的）进行和解；但是，任何一方可以在和解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由选择撤销该合同；而且，受害人在10年内保留一项权利，可以要求加害人对伤害的恶化要求补充赔偿。这些判例所表明的中心意图就是避免当事人在“不明白”的情形下作出权利的妥协和让步。纠纷解决时，当事人对于未来的权利暂时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得已的考虑，或者对自己权利所面临的形势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作出选择；如此，这样的选择本身是不明智的，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

　　和解合同的范围自身就是一个公共秩序性质的问题。在商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比较宽广，几乎不受限制，除非有特别规定。然而，在民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受到的限制比较多。[7]例如，禁止就涉及身份权的事项（亲子关系、离婚或同居关系的解除、国籍）进行和解，但是因身份权产生的金钱方面的利益除外。下列情形下涉及家庭财产处理的和解合同无效：侵犯继承保留份额的；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图替代委托遗赠的受益人的；掩盖因无能力接受捐赠的绝对无效事由；试图使因形式欠缺而归之无效的赠与生效的；涉及法律禁止的关于未来遗产分割的协议。在债权和物权方面，和解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处于无效：以赌博债务为标的的；标的在于约定公务员职位转让的价格的；提前放弃追究他人责任的诉权的；要求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必须在和解签订之日评估的，等等。在社会法（droit social）领域中（包括劳动法、租约法、保险法、消费法），鉴于当事人力量的不平等，判例对于和解合同的适用给予更多的关注，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劳动法为例，劳动者一方只能就他被解雇后的后果进行和解；因此，劳资双方的和解合同只能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或者劳动者收到解雇信之后签订，之前签订的和解合同将因违反公共秩序导致绝对无效。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官对公共秩序原则的解释过于宽泛而显得有些狭窄；因此，其适用范围中的公共秩序原则到底应如何界定，也是那些致力于推广和解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三）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

　　与古罗马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不仅用于解决争议，而且被当事人用以消除他们法律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争议）。这种扩张后的争议范围广泛被罗马一日耳曼法系国家采用。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是以争议的存在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在司法程序中的和解容易得到解决。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现实地呈现出来，和解的标的自然容易判断。司法程序外进行的和解需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区别对待。关于法律事实，如被害人和肇事人或保险人之间就伤害事实所产生的分歧即“争议”。关于法律行为，需要考虑和解合同介入的时间。例如，在买卖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合同标的的有关事项（如价格）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能定为“争议”；因为这时合同未签订，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也不能产生任何诉讼（先合同义务除外）。如果双方最后就此达成协议，此协议并非和解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如果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意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争议，成为和解合同的标的。

　　（四）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

　　关于此项条件，《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当时的民法典制定者之一普提也（Potier）采纳了杜马（Domat）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和解，不需要给予什么，也不需要承诺什么”。[8]由此，当事人在和解中不需要进行任何让步，而只是接受也可以。然而，“和解的基础，不是探索理想的正义，而是利益会合的安排。”[9]实践中关于和解的法律都要求：“如果没有任何给予、抑制、承诺，和解不可能发生。”所以，第四项条件可以说是民法典立法者的一个疏漏。于是，随后的判例和学术讨论将该项条件补充到和解合同中。

　　然而，如何定义“相互让步”？法国判例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界定，而是留给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最高法院通常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会具体衡量个案中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的客观相等性；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concession dérisoire）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成为撤销和解合同的条件。[10]1995年2月6日关于和解合同的通告中明确说明：“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的让步无须在规模上对等化，但是它们必须具有最起码的可靠性。只有一方单方面做出的对所有事项的让步，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然而，最高法院并不对相互让步的事实进行详细的审查。当没有明显的不平等揭示互相让步的缺失时，和解合同的效力将不会被质疑。不过，行政法官的地位比较严格，因为行政机构从来都不被允许赔偿他不应给付的数额。”在社会法方面，判例特别关注有利于劳动者一方的平衡。所以，它侧重于评估雇主一方的让步的实质性。也就是说，偏向于作出对劳动者的有利解释。

　　法国法院对和解合同中“相互让步”的界定体现了他们面对和解合同适用的一种犹豫：一方面，他们清楚知道法官对和解合同不宜干预太多，因为和解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如果干预过多，则是以法官恣意取代当事人合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现实中当事人的力量不平等是会导致不公平协议的产生，在合同领域就是如此，绝对的契约自由是不可靠的，法官的介入也是必需的。如此，法官的介入到底应持什么样的尺度？法国最高法院试图给予它的法官们一个指导原则，即注意相互让步是否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一方作出了重要的让步，而另一方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让步。一般人的做法是希望自己在作出让步时，对方能作出对等的让步；即使不是完全对等的，最起码两者的对价相比较不能悬殊太大；一旦悬殊过大时，任何人都可以合理怀疑这种让步是非真实的、并非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应当是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而作出的不得已行为。所以，法国最高法院允许法官在当事人的申请下对此类情形实施干预，否认该合同定义为和解合同的性质。

　　　二、和解合同的法律效力

　　“相互让步”不是和解合同的成立条件，而只是一个资格条件。因此“相互让步”的欠缺只不过是使合同丧失成为和解合同的特征，但仍保留其作为一般合同的特征。这时就涉及和解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为什么要就争议作出相互的让步成立和解合同；此举就是在于追求法律规定的和解合同的特殊效力。从合同效力的引申来看，和解合同具有合同的强制效力。当事人应当遵守他们之间签订的和解合同；否则，他们将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然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其效力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终极的既判力（1’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ee en dernier ressort）。根据既判力的理论，对于和解合同处理的争议标的，法官将没有权力再予以处理。法官权力受限制的前提是：同一标的、同一原因、同一当事人。和解结束纠纷时便排除当事人就和解标的的起诉权。如果一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反对和解的既判力，她将面对依据既判力抗辩的同样条件和特征提出的和解抗辩（exception de transaction）。和解抗辩在任何情形下可导致诉讼的不予受理（fin de non-recevoir）。

　　有学者如此解释《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对和解合同使用“既判力”的字眼：民法典第2052条对于和解合同效力的规定，不是来自纠纷事实的真实，而是来自当事人约定不求助于诉讼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强制力；该条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可以最终确定他们各自权利的状况，这种“确定”相当于裁判的效力，所以立法者采取“既判力”的说法。[11]和解合同的效力本质源于合同效力，即双方当事人接受合同义务产生的约束力，并非如判决中“法律事实”产生的效力；如此，和解合同的既判力显然与判决的既判力从根源上是不同的。于是，其他法国学者对于民法典采取的和解合同“既判力”说法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容易在司法裁判依附的真实推定和既判力抗辩产生的遵守技术方面导致混乱。[12]他们提出：首先，“终极”（dernier ressort）一词的使用不恰当，因为从字面上看，意味着和解只能依据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程序（pourvoi en cassation）提起，而事实上是和解只能依据针对合同无效的有关法律途径启动。其次，此处的“既判力”也不等同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的传统概念，只包含后者的部分解释。根据相关判例，和解的既判力不能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出，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提出；也不能在最高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中提出。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能阻碍欧盟成员国对当事人就该纠纷作出的判决的效力”。[13]根据欧盟法的规定，和解合同在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中只具有等同于认证文书的效力。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第2052条中的“终极的既判力”改为“协商事项的效力”或“合同的协商效力”（l’ autorite de lachose convenue ou contractee），以从字面上直接区别于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效力。[14]和解合同的取得介于合同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效力；基于此效力，和解合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性质—“起源上的合同性质，效力上的裁判性质”。[15]

　　三、和解合同的无效事由

　　和解并非司法裁判行为，只是具有某些裁判行为的属性。和解的特殊效力未改变其合同本质；因此，在和解合同的救济途径上，不是采用适用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救济途径，而是和其他合同一样，采用合同无效救济途径。考虑到和解合同的标的特殊性，导致其合同无效的原因—意思表示的瑕疵，与一般合同无效的理由有所区别：承认因欺诈（dol）或胁迫（violence）引起的瑕疵，排除就损失（lesion）请求的撤销，改革因错误（erreur）引起的瑕疵。

　　首先，《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法律上的错误（erreur de droit）和损失不能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和解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即当事人自己替代法官，避开严格适用法律，自己确定调整法律形势的规则。他们只有在很清楚自己将要放弃什么的情形下才能被认定为有能力这么做。另外，他们有足够的手段去获取法律的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自己事先仔细了解法律，法律上的错误便是不可能的；如果当事人没有仔细查询法律，产生的法律上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排除法律上的错误契合和解合同的风险特征。根据其标的，和解是一种风险（aleatoire）合同或对等（commutatif ）合同。在和解中，当事人主动放弃普通的权利主张和对纠纷的裁判认知；如果允许他们以对客观法律的无知要求撤销法律的适用，这是很荒谬的、不符合逻辑的。[16]至于损失的排除，则是因为在和解中当事人的意愿确定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权利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样情形下当事人减少自己的权利主张或弃权是合适的。

　　其次，《法国民法典》第2053条规定：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erreur defait ）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法国判例对此的解释比较宽松，以便有利于受害一方举证，避免不公平协议的产生。例如，由于实践中肉体上的胁迫很少见，通常为精神上的胁迫，判例将威胁采取法律途径的行为或利用事故受害人或职工的困难处境的乘人之危行为解释为胁迫行为。威胁提起刑事起诉或民事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合法的胁迫（violence légitime ）；一方以提起司法救济途径威胁对方进行和解，判例通常是承认这种威胁行为的合法性，不会因此宣称合同无效。然而，如果当这种威胁手段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该方当事人本应获得的利益，这种“过度的优势”（avantages excessifs）将使胁迫的合法性丢失，从而成为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此外，经济上的强制（contrainte économique）也构成胁迫。德巴日（Deparis）先生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的工作车间遭受一场意外的大火。他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合同，保险公司支付667,382法郎的赔偿金额，分两次支付。之后，他向大审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给予高于1,000,000法郎的赔偿金额。他声称自己因为当时的财政形势非常困难，迫于此答应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和解合同。上诉法院认定经济上的强制属于“损失”，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事由。然而，最高法院将经济上的强制认定为“胁迫”，可以成为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解可以因胁迫而撤销，经济上的强制属于胁迫，而非损失。”[17]

　　事实的错误包括当事人认定的错误，争议标的的错误，和解标的权利性质的认定错误。对和解标的权利的范围或重要性的错误认识，即合同当事人对损失的程度或数额评估错误，不属于事实的错误，不能以此要求撤销和解合同。实践中，一个错误是定为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没有彻底明晰的界限。法国法院则利用这种模糊，根据不同情形具体诠释，控制对和解合同的审查。例如，关于外国法律内容认识的错误属于法律上的错误，不能构成撤销和解的理由；尽管外国法的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关于国籍的错误也为法律的错误，不能导致和解的撤销；尽管这个错误对继承方面的主观权利（droits subjectifs）的范围构成影响。然而，对于保险人和被投保人、职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判例倾向于扩大事实错误认定的范围，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即便将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限制在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这几个方面，法官却可以通过对这些事由采取或宽或紧的解释，控制法官介入和解合同的范围；实践中的法官多半采取一种宽泛的解释，如此看出法官对和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的犹豫，他们总是担心当事人由于力量的不平等而产生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产生。这也是调解等诉外协商解决方式在法国推广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宪法与权利

*胡银月

西方法学家对宪法没有统一的概念，他们的观点可归纳为三点：（1）是法律和习惯的总和，是国家管理和团结的原则。（2）有形式和实质，广义和狭义的概念。有的学者把宪法的概念分为形式上的特性和实质上的特性。所谓形式上的特性是指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宪法的修改不同于普通法；所谓实质上的特点就是指宪法的内容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所谓广义上的宪法是指一国政府的整个体系，即建制、归范或管理政府的各种法规、惯例的积累；所谓狭义上的宪法则非指一切法规、惯例的的整体，而只是指规范政府的法规、惯例中表现为法律文书或者极有关系的一些法律文书。 (3) 宪法表现了国家权利的授予和限制。
我国宪法学者对宪法的概念大致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确认和法制化，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最终决定于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
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公民实现某种愿望或获得某种利益的的可能性。
一． 宪法的产生过程是一个权利争取的过程
我国古书上出现过“宪”字，指一般的法、典章、制度，和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不同。欧洲古代与中世
纪时期的宪法也不同于近代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起源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是伴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产生的，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和确认资产阶级民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3世纪初英王约翰实行严厉的封建专制引起诸侯和僧侣的不满和武力反抗，战争失败后签订了《大宪章》，虽然这还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他对国王的权利有了一定限制。17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成长起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从贵族中分裂出来的新贵族阶层（主要是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结成同盟，开始了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1628年查理一世为筹款被迫召开国会，国会向国王提出了《权利请愿书》，这是英国较早的宪法性文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1688年资产阶级核心贵族发动政变，推翻了詹姆士二士。1689年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共13条，规定：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以皇权停止法律、废除法律及征收皇室用的费用，不得在国内招收及维持常备军；国会议员的选举必须自由，国会内的讲演、辩论，不得在法院或国会外予以追问或弹劾，定期召开国会；人民有向国王情愿的权利；法院审判案件，不能用非常残酷的刑罚，不得科过多的罚金，定罪前不能科罚金或没收财产，陪审团人员必须选举，审判叛逆罪的陪审官需为有不动产的公民，从此确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
18世纪后半期，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宗主国的矛盾日益激化，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转变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776年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均由上帝赐予一定的天赋权利，其中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此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凡是破坏此种目的时，人民既有权利予以更废，并建立以此原则为基础的新政府。”
1789年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监狱，政权从王室转到制宪议会手中并通过了《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永久不变，自由、财产、生命之安全及对于压迫的反抗是“人类的天赋而不可让与的权利”。“凡属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公民非依法律“不得加以控告、逮捕或拘禁”，“一切公民除依法律规定，对此自由的滥用应负责任外，均有言论、著作、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个宣言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纲领性文件，用法律的形式宣布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的民主原则，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权利的实现起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我国宪法权利的形成是人民长期斗争和建设的结果。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严重左的错误思想，直到四人帮被消灭后人民权利才又得以恢复与保障。

二．公民基本权利是包含于宪法中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制定和颁布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82年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以54年宪法为基础，结合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规定的。同前三部宪法相比较82年宪法对权利更加重视，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内容也更加充实具体明确，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三．宪法救济
宪法之不同于其它法律在于它是根本法，是母法。其含意是宪法在规范意义上具有最高性，一切法律规范都从它那里取得合法的效力，即构成一切法律规范之合法性的来源。它意味着，社会的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首先必须遵守它，违者将承担违宪的法律责任。宪法救济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尽管存在着司法审查、宪法法院及宪法委员会审查三种模式的差异，但是其对公民权利所起到的强有力的救济作用却是殊途同归的。我国法律目前已明确规定了宪法的审查机关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其实际所起的作用尚有待努力。值得指出的是，2000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的“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即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受教育权受侵害案”的请示所作的批复），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救济之先河。该司法解释作了如下的法理阐述：“根据本案事实，陈恒燕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介绍，原名“齐玉玲”的齐玉苓，与对方当事人之一的陈晓琪均系山东省滕州八中19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中专预选被淘汰，而齐玉苓则通过了统考，被济宁商校录取为财会专业委培生。在陈晓琪之父陈克政的一手策划下，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了济宁商校给“齐玉玲”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入校就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滕州支行。齐玉苓由于没有收到自己应得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和陈晓琪相比则是另一番命运：1990年8月，到中学复读；1993年6月，在向有关部门交纳了一大笔城市增容费后，她转为非农业户口，并于同年8月到邹城市劳动技校就读；3年学习期满，她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1998年7月以来，有相当一段时间下岗待业。据此批复，全国首例侵犯受教育权利案件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被人冒名顶替上学、受教育权利被侵犯的齐玉苓最终胜诉，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近10万元。这个批复在法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媒体对该案的价值和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最高法院关于此案的批复，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概念。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虽然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达18项之多），然而，时至今日，其中只有9项基本权利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宪法”纸张上，缺少成为实践的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尊严和权威。因此，在宪法中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缺乏具体法律保障的状况下，最高法院选择了一个看上去并不“典型”的民事案件作出这样的批复，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社会代价相对较小，对各方面造成的冲击和震荡最弱的实现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途径。这一批复虽仅寥寥数语，但由于其在民事案件中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最先实现了宪法的司法化，对公民权利实施宪法救济的价值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