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醉驾判决之正义性思考谈司法公开的目的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关于醉酒驾驶，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理论上颇有争议，但总结起来无外乎承担与不承担两种观点，从本质上说，两种方案的冲突实际上是“人权”与“秩序”的冲突，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正义的根本要求。从立法精神出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垫付后可向醉驾者、无证驾驶者追偿才更为合乎正义的要求。

关键词：

醉驾、人权本位、秩序本位、正义、看得见的正义

引言：

从来没有单纯的司法公开，公开必有其目的，泛泛而谈难见说服力，故笔者试图从醉驾判决的正义性思考出发，来探讨司法公开的目的。

关于醉驾、无证驾驶致人伤亡，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打开互联网，可发现一搜一大把，赔与不赔都成为了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各地法院的判决也是五花八门。司法实践中这种参差不齐不判决方案，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使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审判人员，因为手上刚好也碰到一个醉驾的案件，所以也不得不加入这一争论的行列，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当今的司法现状

各地法院对于醉酒驾驶、无证驾驶致人伤亡时，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的处理，无外乎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认为，交强险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保险。它相当于是车主为社会不特定的公众购买的保险，从合同法原理上说相当于是车主与保险公司为第三人约定了权益，具有约定性；而这种权益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为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形式强制推行的，从而使这种权益又具有法定性；并且，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获得基本的赔偿，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权，还具有社会公益性。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交强险是排斥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否则，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受害者是没有权利起诉保险公司的，故即便车主与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约定醉驾、无证驾驶免赔，亦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交强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只要不是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均应在责任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的人身伤亡损失和财产损失，而不论投保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或过错的大小。因此，在这种方案中，法官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第一位，认为在当今和平的大环境下，该价值在所有法律所保护和追求的价值位阶中的最高价值，处于价值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价值与之相冲突时均让位之。故醉驾和无证驾驶时，保险公司一律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再由肇事双方根据过错来划分责任。

第二种方案认为，交强险是为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这种利益的保护是在肇事者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正常行车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保护，而醉酒驾驶或无证驾驶之情形中，肇事者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应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只应由肇事者自行承担，这样才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垫付抢救费用，目的是为了保障受害者能及时得到治疗，体现的是人文关怀。并且，按照一般常理，受害者起诉时已经治疗完毕，其生命健康权已基本得到了保障，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的紧迫性，故起诉的标的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债权。如果无证驾驶或醉酒驾驶肇事后，保险公司都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那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有证无证一样、清醒醉酒一样，反正都有保险公司买单的结果，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这无疑是对醉驾和无证驾驶的放纵，与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立法精神相违背。因此，在这种方案中，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

这两种方案均能自圆其说，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以至于全国各地的法院按这两种方案判决的都有。为了力排众议、定纷止争，最高院2009年10月20日在对安徽省高院的批复时明确认为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财产损失包括“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故认为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事与愿违，该批复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全国各地的法官并未因此停止对正义的思考与追求，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案例仍不断涌现，从而使该批复陷入各大报刊、杂志、网络等各种舆论声讨的惊涛骇浪中。

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案的冲突，说到底是人权与秩序的冲突，两者都是法律所要保护和追求的利益，都不可偏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法律中，两者的主次地位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二、 秩序本位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家和法学家优先追求的都是秩序，要求国家应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主张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的大环境下，人们的劳动所能创造的剩余产品本就十分有限，处于金字塔上层的统治者们为了能够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供其享受骄纵奢华的生活，免不了要对内实行严重的剥削，对外实行残忍的掠夺。这使人民随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屈原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2]”，白居易更为深刻“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3]”，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的统治，必然激起本国民众的反抗和遭遇他国民众的抗争与侵略，故古今中外的各国家、各政权，无不随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鲁迅就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历史无非是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在这种“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6]”的理念下，秩序，当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法律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三、 人权本位的兴起

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们过分地追求秩序而忽略了对人权的保护，加上统治阶级的种种特权，如“八议[7]”制度、“官当[8]”制度的出现，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9]”的理念下，农民起义、奴隶起义此起彼伏。于是，统治们在追求秩序的同时，开始注重人心向背，进而出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10]”、“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1]”的较为开明的理念。但封建专政的、忽视人权保障的黑暗统治并未根本改变，因为这种变化本身是为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服务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在西方国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等理论的影响下，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此后，类似的规定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２２００Ａ（ＸＸＩ）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达成了普遍共识，人权保障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将秩序与人权保障这两者的主次关系倒了个位，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

在我国，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张“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2]”。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也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遗憾的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将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从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甚至提倡在个人利益与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之。但这种思想逐步在转变，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2004年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宪法，胡锦涛2007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尽管何谓“人权”仍然模糊不清，尽管我国人民至今仍不享有“沉默权”，尽管我国仍未象美国宪法一样赋予民众武装反抗并推翻暴力政府的权利，但至少标志着我国也基本实现了人权本位的法律思想的转变。

四、 人权与秩序的辩证关系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3]”。“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种权利[14]”。这些话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秩序，就谈不上自由，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所以秩序是保障人权的基础，但“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15]”，故维护秩序，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从醉驾入刑的立法目的来看，就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公共交通环境，从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

这真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人权与公众人权、眼前人权与长远人权的激烈冲突——保险公司如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虽然保障了个人人权、维护了眼前人权，但从长远看，却放纵了醉驾和无证驾驶，可能使公众人权受到更大损害；如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我们会发现，今后发生的每一次交通事故，都可能成为今天的正在审理的个人人权和眼前人权，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16]”，故何时才算是保障了长远的、公众的人权？最终我们会发现，不承担赔偿责任，不保障眼前的每一个个人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赔偿是不正义的，不赔偿也是不正义的。
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


2003年延安市人民政府28号令


延安市杀鼠剂农药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杀鼠剂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保证农药质量，保障人畜安全，维护生产、经营、消费者的权益，根据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和农业部《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杀鼠剂农药（简称鼠药），是指用于控制或者杀灭危害农业、林业、草原、仓储及住宅鼠类的化学合成或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
第三条 在本市范围内，从事杀鼠剂生产、经营和使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农牧局是本市行政区域内鼠药生产、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部门，市植保植检站受其委托具体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应各负其责，协助搞好鼠药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六条 对在鼠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鼠药生产管理

第七条 市域内杀鼠剂农药生产应当符合国家农药工业的产业政策。
第八条 在市域内开办鼠药生产、加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同意后，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生产许可证办公室批准，取得生产许可证。
（一）有与其生产的鼠药品种相适应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二）有与其生产的鼠药品种相适应的厂房、生产设施和卫生环境。
（三）有符合国家劳动安全、卫生标准的设施和相应的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
（四）有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质量保证体系。
（五）所生产的鼠药是依法取得农药登记的品种。
（六）有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排污防治设施和措施，并且污染物排放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生产企业经批准后，方可依法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第九条 鼠药生产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进行生产、分装、检验和标签印贴。
第十条 严禁在市域内无许可证生产、分装、组配鼠药；严禁无卫生、环保设施，“作坊式”生产、分装、组配鼠药；严禁生产、分装含有国家明令禁用的毒鼠强、毒鼠硅、甘氟、氟乙酰胺、氟乙酸钠等成份的剧毒杀鼠剂品种。

第三章 鼠药经营管理

第十一条 下列单位经县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依法委托的专门单位审核批准后，可以挂牌经营鼠药：
（一）供销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
（二）植物保护站；
（三）土壤肥料站；
（四）农业、林业技术推广机构；
（五）牧草病虫害防治机构；
（六）鼠药生产企业；
（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经营单位。
第十二条 鼠药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并先提出申请，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依法向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专门单位办理《农药经营上岗证》，凭《农药经营上岗证》到省农资办和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农资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鼠药。
（一）有与其经营的鼠药相适应的技术人员；
（二）有与其经营的鼠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安全防护措施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措施；
（三）有与其经营鼠药相适应的规章制度；
（四）有与其经营鼠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
严禁无上述条件的单位或个人经营鼠药；严禁在市场、街道、公路、集市等人口密集地方露地设摊经营任何杀鼠剂品种；严禁无《农药经营上岗证》、《农资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而私自经营鼠药。
第十三条 经营单位销售鼠药，必须合法经营，保证质量，按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经营活动，严禁销售下列鼠药：
（一）以非鼠药冒充鼠药或以此种鼠药冒充他种鼠药的伪冒杀鼠剂；
（二）所含有效成份的种类、名称与产品标签或说明书注明的有效成份种类、名称不符合的假杀鼠剂；
（三）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或失去使用效能的劣质杀鼠剂；
（四）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杀鼠剂：毒鼠强（三步倒）、毒鼠硅、甘氟、氟乙酰胺、氟乙酸钠及其他含有上述成份的复混杀鼠剂。

第四章 鼠药使用管理

第十四条 使用鼠药的单位和个人，在持有下列证件之一条件下，可到鼠药专营门点购买杀鼠剂：
（一）单位、社区、村组使用鼠药证明；
（二）个人身份证；
（三）农业、林业、草畜业及卫生防疫单位介绍信。
鼠药经营单位在出售鼠药时，要对购药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详细登记备案，严禁鼠药经营者给无上述证件之一者出售鼠药。
第十五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组织推广安全、高效、低残毒和无二次中毒的杀鼠剂品种，开展培训活动，提高群众施用杀鼠剂水平。
第十六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安全、合理使用鼠药的指导，根据本辖区田鼠、家鼠发生情况，制定鼠药轮换使用规划，有计划地减缓害鼠抗药性产生，提高防治效果。
第十七条 使用杀鼠剂应当遵守农药防毒规程，正确配药、施药，做好废弃物处理和安全防护工作，防止鼠药污染环境和中毒事故。
第十八条 使用杀鼠剂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按照规定的用药量、用药次数、用药方法和安全间隔期用药，做到安全、科学用药。
第十九条 林业、粮食、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业、储粮、卫生用鼠药的安全、合理使用指导。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依法委托的专门单位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擅自生产、经营鼠药的；或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生产、分装、组配鼠药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
（二）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鼠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三）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鼠药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假冒鼠药、劣质鼠药、国家明令禁用鼠药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依法委托的专门单位没收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农业行政部门吊销《农药经营上岗证》和《农资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生产、经营鼠药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鼠药中毒，环境污染，药害等事故或其它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的解释由市农牧局负责。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3年4月15日之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