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的分析

蔡武


　　【摘要】2007年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对再审程序进行了部分修改，这次修改仍存在不足和尚待完善之处。再审程序的修改与完善，涉及到社会的法律救济程序的完善和发展，是当事人利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也是我国法学界多年关注的焦点。修改和完善我国再审程序，应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进一步明确再审程序的客体、将再审事由科学化，合理构筑再审程序与上诉审程序之间的关系，打造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模式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模式。

　　【关键词】 再审程序；再审客体；再审事由；再审模式


　　2007年10月28日出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主要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社会关注程度普遍较高的“申诉难”和“执行难”问题进行了局部完善。在申诉问题上，修正案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抗诉程序进一步程序化、法定化和形式化。但从整体而言，希望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申诉难问题，是较为困难的。从具体修改的内容上来看，仍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再审程序有别于上诉审程序，它从性质上来说，只能是上诉审程序的补充，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是调节确定判决之安定性及判决之正确性而存在的制度。据此，笔者拟从以下方面对我国的再审程序进行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对再审程序的客体（对象）分析
　　再审程序的客体（对象），是指法律准许适格主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法院确定裁判的种类和范围。以裁判的法律效果状态为标准，民事裁判从理论上一般有：终审（终局）裁判、不可撤销裁判和未确定裁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程序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所指的就是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和裁定，对其当事人已不可能通过通常的司法救济方法而只能通过某些特殊程序进行，如再审程序。在我国，再审程序启动主体是否可以对所有类型的终局判决和裁定提起再审，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一）生效判决的再审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生效判决包括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依照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以及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对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都可以提起再审？从诉讼原理上分析，对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大都应该是可以提起再审的。在我国实行一审终审的判决一般不可以提起再审的，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狭义上的按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即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公民失踪、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案件以及认定财产无主的案件及按公示催告程序等作出的除权判决是不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但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再审的对象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法院作出的确定终审判决，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的终局判决，无论是二审终审的案件还是实行一审终审的案件，只要存在再审理由，均有可能被提起再审。在我国，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非讼事件中亦有涉及实体权益之争讼，现行立法对非讼事件实行一审终审制，未赋予当事人进一步的程序救济。当非讼事件出现再审事由时，如果不赋予当事人再审之救济程序，则难以实现法律的公正。事实上，非讼事件并无明文排除再审程序之适用，应就再审程序与有实体既判力的判决两者在目的方面的考虑，允许对非讼事件启动再审程序。因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在以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进一步明确可以提起再审程序的生效判决的类型和种类。
　　（二）生效裁定的再审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裁定是法院对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和个别实体问题所作出的具有诉讼法上约束力的判定。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在裁定适用的11种情形中当事人只可对其中的3种（即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驳回起诉的裁定）提起上诉。学理上一般认为，裁定作出后，如果作出裁定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或消失，法院可以自行变更或撤销原裁定，当事人也可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原裁定，故无需赋予对所有裁定的上诉权。再审程序是相对于上诉审程序而言的，具有补充性和从属性，从各个国家的规定来看，再审都是有限的再审。因此，不必赋予再审程序主体对所有类型裁定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尤其是不得对不具有终结诉讼程序之功能，而仅具有诉讼指挥、执行处分功能的裁定申请再审。如对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中止或终结诉讼的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的裁定、补正裁判文书笔误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等裁定不能成为再审程序的对象。对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虽然对诉讼程序是否启动具有重大影响，但由于这两种裁定已赋予了当事人上诉救济权，因此，也不应准许当事人对其提起再审。管辖问题乃法院内部职权分工的结果，法律已经赋予了当事人上诉权，故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同样不能成为再审程序的对象。对不准许撤诉的裁定，因是法官依职权单方作出，事关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且法律未赋予当事人上诉程序之救济，故应允许启动再审程序。
　　（三）其他裁判的再审
　　按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启动再审的裁判只有判决、裁定。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法院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是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但是，事实上，法院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往往涉及案件的一些重要的程序。笔者认为，对于支付令错误的，只要存在法定的再审理由，也应成为再审的对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就对支付令提起再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而对法院调解、诉讼和解的，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能提起再审，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协议是在违背当事人自愿和合意基础上达成的。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分析
　　（一）再审事由
　　在我国，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有法院、检察院和当事人。对法院内部按审判监督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2007年民诉法并没有作任何修改，规定只要是“发现确有错误的”就可以启动。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2007年民诉法第179条将之具体为13种情形。对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情形则比照适用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也就是说，检察院发现有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我国现行立法对于再审事由的规定是区分不同主体而适用不同规定的，故对再审事由的规定尚需进一步完善。
　　第一，对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应明确“确有错误的”具体情形，不能赋予法院无限制的裁量权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而且赋予法院无限制无期限的纠错功能，使得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最终将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第二，民诉法第179条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具体为13种。这13种情形既包括程序上的瑕疵也包括实体上的错误。这种立法模式和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中的再审之诉相类似。台湾民诉法将再审事由具体为14种，且将之分为绝对的再审理由和相对的再审理由。在绝对的再审理由中，其中有两项是我国民诉法中所没有规定的，一是当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为所在不明而与涉讼者，二是当事人发现同一诉讼标的，在前已有确定判决或和解、调解，或得使用该判决或和解、调解者。 这两项涉及到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有违直接审理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制度，应为裁判之重大瑕疵，故建议我国将之规定为再审事由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的第7项、第10项以及第2款的规定也是有问题的。
首先，关于管辖错误之救济，民事诉讼法不仅赋予了当事人提起管辖的异议权，而且当事人可以对管辖之裁定提起上诉。事实上，管辖之确定属于法院内部的职权分工问题，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管辖并不意味着会对一方当事人不利，也并不会导致对当事人裁判的不公。因为不论由哪个法院管辖裁判，均适用同一法律由相同资格的法官审判，其裁判结果在理论上应无不同，而且民事诉讼法已赋予当事人一次上诉救济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将管辖错误列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
其次，“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表述亦不妥当。一般而言，不让当事人出庭，不让当事人书面或口头答辩，在法庭上不让当事人言辞辩论，不让当事人陈述可认定为剥夺辩论权。但是，如果在法庭辩论中，法官打断当事人的辩论，可否认为是剥夺当事人的辩论？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明确或加以修改。
最后，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的表述不科学。再审程序所追求的首要价值是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它是对程序的安定性之否定。再审程序的启动原因是基于诉讼程序上重大瑕疵存在或可能引起判决不公的。民诉法第179条第2款的“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表述中的“正确”一词过于主观，在实践中难有客观衡量标准，因此，建议对此款规定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诉讼要件
我国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既包括形式要件也包括实质要件的审查。第一，民事诉讼法第180条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形式要件的规定，如当事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法院应在法定期间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意见，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在实践中，法院对申请再审的合法审查还包括是否遵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是否对法律所准许的法院裁判提起再审、再审当事人是否是适格、是否向再审的专属法院提起等等要件。第二，当事人申请再审还应满足实质性要件，也就是要有法定再审事由的存在。总而言之，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诉讼要件规定实际上是按起诉程序来规范的，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判也是按起诉程序运作的。
　　现行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性规范，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建议规范再审的当事人制度，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适格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此作了详细规定。
　　（三）申请再审的次数
　　一个案件经过当事人的几次申请再审才告终结，这是我国再审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次数进行限制。根据现行民诉法规定，只要是符合再审条件的，当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间内无限制地申请再审。从多年来我国再审案件审理的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无理不断申诉的案件不在少数。如果不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进行限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便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将导致胜诉当事人内心的长期焦虑和不安全，法律的安定性价值亦难以实现，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建议对再审的次数加以限制。
　　（四）再审的期间
　　在再审程序中，期间主要包括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法院再审审查期限和再审审理期限。我国现行立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规定不甚合理。现行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2年期间规定过长。立法机关规定2年的期间其目的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事实上，依笔者理解，这主要是保护败诉方当事人的权利，因为胜诉方一般不会申请再审。此外，两年期间的规定亦是受我国民法中诉讼时效的影响。再审案件已经过法院的一次或两次审理，且作出了终局裁判。它只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救济，二年的申请再审期间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域外关于申请再审的期限都较短。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96条规定，提出再审申请的期限为两个月，期间自当事人理解其可援用的再审理由之日起开始计算。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08条规定，提起再审的期间为一个月，期间自当事人知道提起取消之诉或恢复之诉的理由之日起计算。 我国台湾地区亦规定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时间为三十日。因此，建议对我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即第184条进行修改和完善，以合理平衡当事人对公正的追求和保障法律安定性的需求。
　　三、再审程序与上诉程序的衔接与协调上的分析
　　台湾学者认为：“再审之诉之特性，就其与上诉理由的关系观察，再审之诉处于上诉之补充关系。……当事人已依上诉主张再审之诉之事由或知再审之诉之事由而不为主张者，不得提起再审之诉。” ，故一般认为再审程序是上诉程序的补充程序或从属程序。换言之，再审事由应同时被视为上诉理由，故如果当事人在上诉审程序进行中，已知原判决有再审事由存在，应在上诉审程序中将该项再审事由作为上诉理由主张，使上诉法院能将原判决废弃而为正确之判决。也就是说，当事人知道有再审事由时，应于上诉程序中先为主张，仅于判决确定后知有再审事由的情形，才可以提起再审之诉。
　　从诉讼原理上讲，再审程序与上诉程序的立法目的大抵相同，他们最主要的区别是上诉程序是审级内的程序，而再审程序是审级外的纠错程序。再审程序只能是有限的再审，它不能像我国的上诉审程序一样，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无任何限制。我认为应将将再审程序和上诉程序衔接或协调起来，两者的规定尽量避免重复，以发挥各自的功能，真正达到纠不同错的目的，而不是简单的案件审理的重复或重演。
　　此外，由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管辖法院级别的提高，导致中级以上法院受案压力的增大，故应调整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制度。重新确定民商事案件初审权，高级法院原则上不应受理普通民商事案件，以减轻最高法院的案件负荷。高级法院必要时仍可受理少量一审民商事案件，如标的额巨大且当事人跨区域的案件；新型、疑难、敏感案件；最高法院认为应由高级法院一审的案件等。同时，高级法院还应就本辖区的案件级别管辖作出调整，大幅度减少高级法院的二审案件，从而减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
结语
　　汤维建教授曾撰文建议转变我国的再审程序模式，一是，由实体纠错型再审模式向程序救济型再审模式转变。二是，由职权型再审模式向诉权型再审模式转变。三是由常规型再审模式向事后救济型再审模式转变。 再审模式的转变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应该和我国民事诉讼的体制转型相一致。模式的转变需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我国的法律文化、司法体制、司法权的行使、当事人权利的救济、公正价值和法律安定性价值之追求等等。只有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出公正、效率的再审制度，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有中国特色的再审模式。
　　

南昌大学在职法硕2007级 蔡 武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意见》的通知

2003年6月12日 高检发研字[200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意见》已经高检院党组第十届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意见


检察理论研究是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基础和先导。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决定以来，检察理论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推动了检察改革的深化，促进了各项检察工作的发展。同时也应当看到，检察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为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通过检察理论创新促进检察工作健康、协调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按照党的十六大要求，结合当前检察工作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在全系统形成浓厚的检察理论研究氛围
加强检察理论研究，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检察事业全面发展，深化检察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需要。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担负着重要历史使命。检察工作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新时期实现新发展，就要不断创新检察理论。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树立先进的执法理念，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检察实践和检察改革，使检察工作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进一步开展检察理论研究，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检察实践；注重吸收和借鉴当代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通过检察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检察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加强理论研究，繁荣检察理论，需要在全系统营造浓厚的理论研究氛围。理论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没有理论的坚实支撑，检察工作就难以发展；没有理论的科学指导，检察事业就会迷失方向。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特别是检察长要高度重视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大力提倡理论研究，切实加强领导，树立创新意识，经常出题目，带头组织理论攻关。要鼓励干警进行理论研究，引导大家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积极营造学理论、重调研的氛围。上级检察院要高度重视和积极组织本地区的理论研究工作，并加强对下级检察院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工作的指导和协调。《检察日报》、《人民检察》、《中国刑事法杂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和各地编辑的检察杂志要突出理论色彩，努力发挥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的阵地作用，促进在全系统形成理论研究的浓厚氛围。
二、检察理论研究要突出重点，讲求实效
开展检察理论研究要抓住重点，选准方向，切实发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
要围绕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检察理论研究，必须首先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问题进行，重点包括：当代检察制度的性质、特点和检察工作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检察改革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检察职权的科学配置、检察机关设置体系、活动原则和检察官产生体制的完善等。
要围绕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大理论和改革问题进行研究。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开展检察理论研究，要注重围绕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主要包括：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制度保障；检察机关与其他政法机关的职权划分和相互关系，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措施；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实现方式；司法体制改革中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等。
要围绕检察工作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开展理论研究。检察理论研究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为检察实践服务，必须切实围绕检察工作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进行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问题；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问题；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问题；法律监督的手段和方式问题；完善检察工作机制问题；进一步规范和深化检务公开；强化案件管理，规范办案流程，保障办案质量的措施等。
要围绕检察人事改革和队伍建设进行理论研究。检察工作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检察工作要焕发新的活力，取得新的发展，需要大力改革检察人事制度，加强队伍建设。必须适应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的需要，开展理论研究工作，重点包括：完善检察官管理体制，探索检察官为中心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问题；改革和完善检察官任免、遴选、培养、培训、工作绩效管理和考核制度等。
三、采取有力措施，健全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机制
实行检察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的重点课题负责制。课题负责制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检察理论研究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提出全国检察系统的理论研究和专题调研课题。各省级检察院每年也要提出本地区的重点课题，并认真组织、督导、检查、验收。事关检察事业发展和检察改革的全局性重点课题，承办单位的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要创造条件经常组织检察理论研究人员深入实际，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重点课题要注意吸收和鼓励专家学者参与或者承办，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建立健全重点课题验收评估机制。
健全检察理论年会机制。年会制度对于交流研究成果，促进理论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召开一次全系统的检察理论年会，确定主题，交流研究成果。省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以在本地区召开年会。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各级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优秀理论研究和调矾成果的表彰奖励制度。要把理论研究和调研工作纳入业绩考核、目标管理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对研究成果进行定期评比，对于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成绩突出的单位或个人，要给予表彰。
改革、完善理论研究和调研成果的交流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充分利用专项资金和有关资源优势，每年举办检察理论研究国际或者国内研讨会。各级检察院研究室对本院或者下级院形成的优秀研究成果，要及时通过多种形式逐级上报。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与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法院等有关部门调研机构的联系，加强与政法院校、法学研究机构的交流和沟通，实现研究成果的资源共享。
建立、完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各级检察机关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理论研究和调研成果的转化。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及时转化为领导决策、规范性文件，指导检察工作实践。对于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要通过法学报刊杂志、内部调研刊物、出版书籍、互联网等多种媒介，促进研究成果的利用和转化。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涉及检察业务和检察改革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要积极提出司法解释建议或立法建议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建立理论研究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把理论研究的课题费、图书资料费、设备购置费、表彰奖励金等资金列为专门业务经费，专款专用。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和调研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研究室和检察理论研究机构的建设。地方各级检察机关要明确由研究室主管调查研究和负责协调、指导理论研究工作，健全和完善有关工作制度。要选调和培养有较高理论修养、较强研究能力和文字水平的干部，充实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队伍。各级检察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图书、信息资料选配，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将适时发布图书指导目录，指导图书资料建设。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国家检察官学院、检察官协会和各地检察官培训中心要依托科研优势，注意从检察系统中选拔优秀人才，分批培养、培训检察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的业务骨干，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整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