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商法基本原则是反映 一国商事法律的基本宗旨，对于各类商事法律关系具有普遍性适用意义或司法指导意义，对于统一的商法规则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基本法律规则。
商法基本原则应是商事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必须集中体现商法的基本价值观念，综合反映商法的宗旨和任务，对各类商事关系都要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国应将以下五个原则确定为商法的基本原则：（1）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2）维护交易公平原则；（3）保障交易迅捷原则；（4）保障交易确定性原则；（5）维护交易安全原则。
本文拟对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在《公司法》中的体现作以简要论述。
商主体是构成各种不同商事法律关系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商事主体制度健全与否，不仅涉及到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商事活动的繁荣，而且关系到市场秩序的稳定。因此，商法应以大量的强行法规则对商事主体的市场准入加以严格的控制。
第一，商主体类型法定。
商法对于商事主体的类型作出明确规定，投资者只能按照法定类型来设立商事主体，而不能任意创设法律未规定的商事主体。因此 ，投资者在创设或变更商事主体时，只能在法定范围内自由选择自己所希望的商事主体，否则，就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和准入。法律禁止在法定类型之外形成非典型的或“过渡性”的商主体。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八条的规定，我国公司的法定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实际上是在我国《公司法》中确立了一种责任制度——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确立，减轻了股东的责任，便于资本的筹集和出资转让。
在我国，是否承认无限公司，关键在于是否承认某些合伙组织的法人人格。就无限公司的实质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合伙企业，有些国家的法律之所以承认其为法人，只不过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抉择。不承认无限公司，并不等于不存在相应的企业形态；反之，承认无限公司，也不等于创设了一种新的企业类型，无非是对现存的某些合伙企业在公司法上地位的认可。
从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类型看，的确存在着某些资本少，利润大，又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且仅负有限责任。这对于保护债权和交易安全相当不利，让这类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也会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立法应规定某些企业需负无限责任，并赋予其无限公司的法律地位。
从理论上说，商主体类型法定原则首先意味着商法已经对主体类型做了合理、准确而严格的类型划分；意味着立法已经对商事实践中各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性组织形式做了全面的法律概括，从而为商事法制实践提供了充分可供选择的主体种类。离开了统一、协调而合理的商事主体制度，就无法保障有法必依的法治原则之实现。
第二，商主体标准法定。
即商法要对商事主体的实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投资者只能在完全具备这些实质性条件时，才能成立相应的商事主体。
《公司法》规定，在我国要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即由2个以上50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二）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三）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四）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五）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不是的生产经营条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具备下列条件：（一）发起人符合法定人数——发起人应在五人以上；（二）发起人认缴和社会公开募集的股本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三）股份发行、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四）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并经创立大会通过；（五）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六）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就不能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商事主体程序法定。
即商法要对商事主体在设立时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投资者欲成立商事主体必须严格按照这些法定程序和步骤进行。否则，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不仅要具备法定条件还必须履行设立登记，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关系国计民生等特定行业和项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审批的，还要履行审批程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一律在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履行设立登记程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后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即为公司成立日期，公司即取得了生产经营资格和法人资格，便可依法进入市场，从事商事活动。
总之，商法对于商主体的法律控制往往关系到一定社会各种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和统一，关系到社会交易安全和社会第三人利益。
具体到《公司法》中，对公司这一重要的商主体加以严格的法律控制，是公司依法经营、依法活动的前提，对明确公司的法律地位、法律责任及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有重要意义，便于在实践中具体操作、分类规范和指导。

浅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功能

——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夏立彬 ——

我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42条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规定为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在我国古代，“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诉讼是围绕被告人是否构罪、构何罪而进行的，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主角。由于被告人身份特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不能轻信，但又不能忽视，其存在有着以下几方面积极意义的功能。
一、 证据的功能
刑诉法第42条明文规定，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而被告人的口供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内容，即：1、作为有罪供述即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陈述；2、解释、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等；3、交代和检举本案中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证据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㈠通过口供可以查清被告人犯罪的动机、目的，明确被告人主观方面。由于我国实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来定罪，犯罪的构成要件通说是采取“四要件说”，通过口供了解被告人犯罪动机、目的，明确主观故意或过失，从而达到区分确定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处罚的刑罚幅度。
㈡口供是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依据。第一，通过口供可以查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如果被告人自动投案后并如实供述罪行，则口供是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依据。第二，如果被告人不是自动投案的，而是抓捕归案，但其能主动坦白、供认的，本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应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好，具有酌情从轻情节。
㈢同案被告人的口供能互为证人证言的问题。被告人在交待自己罪行时，又供述和检举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此时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又称攀供)，是否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存在较多的争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肯定说②。同案犯的供述与辩解，其内容既然是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犯罪事实，则性质上也是属于自己所了解、感知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应按证人证言对待。第二、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对同案犯的检举、揭发，结合刑事证据理论上讲，证人是案外人，不是当事人，此仍属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属于证人证言。第三，条件说。同案被告人对某件事实的陈述，是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还是证人证言，一般应根据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而论。如果是无牵连非共犯同案被告人的相互供述可视为证人证言；如果只是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同案审理时，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是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如果有共犯关系的被告人不同时审判，他们就对案件事实陈述，对于其他同案犯来说，就是证人证言。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笔者倾向第三种观点，但对条件说中第二方面情况按证人证言看待，还需其他证据来补强。
二、补强的功能。
刑诉法第43条、第44条、第46条、第47条的规定是法官运用证据确定案情的四项原则。但是不少案件，能够用来证明案情的直接证据不存在，没有证人、物证，这对案件最终认定可能有困难，这就需把各个问题的间接证据联接起来，形成一个牢固、封闭的证据链，再与被告人的供述(指被告人对事实供认不讳)相结合，从而相互印证，更进一步证明“证据确实、充分”。此时，被告人供述起着补强证据功能。
三、申辩的功能
刑诉法第11条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又有该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特权，目的是为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运用刑事证据原则之一。在普通法系的英美国家以及大陆法系中日本、德国等规定被告人有权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被迫服罪(此称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又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该公约)第14条规定，把此原则列为最低限度的司法保障，此原则在我国应适用，被告人应具有该原则的派生权及辩解、申辩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兼听被告人辩解与控诉方的指控意见，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才有利于全面了解案情真相。假如，被告人提出辩解，而控方又提不出相应证据来对抗辩解的，此时，法官应认定被告人辩解成立，如果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诉法第43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辩解，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被告人辩解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有申辩功能、补强功能、证据功能等积极意义，其作为法定形式证据所起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轻信。由于收集被告人口供，不需要高科技手段，容易收集，侦查机关比较看重此证据，有时难免带来负面影响(消极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办案时对被告人口供的逻辑性、合理性以及攀供内容等进行审查，从而对其证据能力、证据力进行认定。


1999年于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