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MP3事件相关著作权法问题探讨

谢铭洋
台大法律系教授

一、 前言
日前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因接获检举成大学生非法下载MP3音乐，前往成大学生宿舍搜索，查扣十四部下载有著作权音乐之个人计算机，引起轩然大波并造成学生们之恐慌。许多学生们认为从网络下载MP3音乐并无不法，遂群起声援被查扣之学生，一时之间下载MP3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上备受瞩目之议题，不仅政府官员与立法委员表示关心，专家学者对此问题也纷纷表达其看法。
究竟从网络上下载MP3之行为是否构成重制，并进而构成著作权之侵害，下载后将其烧录到CD或是拷贝到MP3 随身听供自己欣赏或提供资源共享给朋友使用，是否有所不同，值得吾人详为探究。此外，一些相关之MP3音乐使用问题，也应一并予以厘清，例如购买CD者，是否可以将该CD之内容转换格式拷贝到计算机内供自己欣赏或提供资源共享给朋友使用？如果所购买的是盗版CD，结果是否有所不同？购买CD是否可以制作备份？
上述问题牵涉到著作权法为保障著作权人之权益而赋予之权利内容，以及为确保社会公众之合理使用空间而对权利范围所为之限制。就这些问题，本文拟从我国著作权法之规范出发，并参考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之相关规范，分别加以探讨，期能有助于问题之解决。
二、 MP3音乐与「重制」与「传输」之问题
自从数字技术被发展出来之后，数字音乐已经逐渐取代模拟式音乐而受到人们之喜爱，其原因在于数字式之储存方式纵使经过无数次之复制，其仍然能维持与原先相同之内容与品质。此一数字式之特性，在网际网络兴起之后，使得其可以藉由网络之传输，完整而迅速地传输到世界各地。然而由于通常音乐之档案相当大，而网络之频宽有限，欲能在网络上迅速传输音乐并非易事，因此遂有MP3（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3）技术之出现，将音乐档案加以压缩。透过此一压缩技术，虽然对于音乐之音质有些影响，然而却能有效地缩小音乐档案，使其不仅能方便地储存、重制，更能迅速地透过网络加以传输。由于MP3音乐有此易于重制与传输之特性，使得MP3音乐广受众人之喜爱，但也因而造成音乐著作权人与使用人间之对立。事实上，绝大多数与MP3有关之争议，都与重制及传输有密切之关系。以下先就各种使用形态与重制、传输间之关系加以说明，之后再以此为基础就其行为之合法性加以探讨
（一） 将CD音乐转成MP3格式
数字音乐有许多不同之格式，例如MIDI、WAV、RealAudio、WMA等，MP3只是其中之一，然而由于其档案小，储存与传输均相当方便而迅速，且能维持一定之音质，遂成为一般人之最爱。许多人购买CD之后，为能方便聆听欣赏，且为避免原版之CD因使用频繁而不慎刮伤，往往会将自己喜爱之音乐转成MP3格式储存于计算机上。然而由于计算机携带不便，纵使是笔记型计算机亦尚非轻便，因此有人开发制造MP3 随身听，购买者可以将MP3音乐进一步再从计算机上将其转录到MP3 随身听，以方便外出时仍然可以欣赏音乐。
将CD中之音乐转换成MP3格式之音乐，只是储存之格式与储存之媒介物不同而已，虽然在制作MP3格式之压缩过程中，将超过一定频率范围之声音删除，此一细微之改变并非一般人之耳朵所能易于感受分辨，且就音乐之内容而言并无实质上之改变，而改变格式后仍然储存于有形之媒介物（硬盘、MP3随身听或PDA内之记忆卡、手机上之内存）上，是以此种转换成MP3格式之行为仍然属于有形之重复制作，亦即构成「重制」。另外，由于转换格式时是由程序自动进行转换，并未加入任何人之精神创作，是以并不会因而构成「改作」。
（二） 将MP3音乐上传
如果将计算机硬盘内之MP3格式音乐上传到网络上，是否也会涉及另一个重制之行为？将音乐透过网络传送到网络上之他人计算机内，在他人之计算机硬盘内即会存在着一份完全相同之音乐，当然会构成重制之行为。此时重制之行为人应该是上传之人，因为系由其下传输之指令，并因而完成档案之重复制作。此种上传之行为，如果不考虑传输过程中所牵涉到之代理服务器（proxy）或其它传输设备所为之自动或暂时性重制，原则上应该只牵涉到一个重制行为，亦即由上传之人所为之重制行为；至于被上传之网站所有人，虽然上传后之音乐档案是储存于其计算机硬盘内，然而由于其只是提供硬盘空间供人上传，其本身并无积极之重复制作行为，并无独立之重制行为；除非其就上传者之重制行为有所参与，此种情形则其有可能成为上传者重制行为之共同或帮助行为人。
（三） 开放资源共享
至于将自己硬盘内之MP3音乐开放给其它使用者，使其可以透过网络取得，姑且不论该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之侵害（就此详见后述），如果从重制之角度观之，单纯之开放资源共享行为未必会涉及另一个重制行为。
固然原先将音乐储存到自己计算机硬盘之行为会涉及重制，将硬盘内之音乐档案拷贝一份置于资源共享区内，此一拷贝之行为亦会涉及重制；然而如果只是将该音乐档案搬移（move）至同一计算机硬盘之资源共享区，或直接将该音乐档案匣开放为共享，应该都还不直接涉及重制之问题。在这种情形，如果其原来将MP3音乐储存到自己计算机之行为被认定属于合法之重制，则嗣后将其开放与他人共享，由于重制者为下载之人，纵使开放共享者被认为对该下载行为有所帮助，亦只是他人重制行为之帮助犯，其本身并无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或许有人会认为计算机于接到下载指令后，会将其计算机内之档案拷贝后透过封包（packets）传输，且于下载后其原有档案仍然存在，是以在开放共享之被下载端亦应有一重制之行为，甚至在网络传输设备往往也会有自动或暂时性重制。惟在这些情形，即使认为传输之封包或在传输设备中含有原档案之部分内容，然而由于技术上其为整个传输过程中不可或缺之一部份，本身并无独立之经济意义，不应再被当成另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 。
正由于单纯以重制权并无法有效地规范网络上之传输行为，因此世界智能财产权组织（WIPO）于1996年通过之两个国际条约中，乃对于网络之传输特别加以规范，给予著作权人较周延之保护，在「著作权条约」（WCT）第八条中规定，著作人应享有公开传播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其内容及于交互式传播及对公众提供著作（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权利，「表演及录音物条约」（WPPT）第十条及第十四条亦规定，表演人及录音物制作人应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及录音物之权利。我国目前正在进行著作权法之修改，拟将WIPO国际条约中有关公开传播与对公众提供之权利，纳入著作财产权人之权利范围，使其能得到更周延之保护 。
（四） 从网络下载MP3音乐
从网络下载MP3音乐也会涉及重制之行为，因为透过下载指令，网站上之计算机就将被指定之档案传输并储存到下载者之计算机硬盘上。此时重制之行为人应该是下指令而将音乐下载储存之人，同样地，如果不考虑传输过程中之自动或暂时性重制，重制之行为亦只有一个。至于被下载之网站所有人，与前述开放资源共享者一样，对于他人之下载并不构成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
（五） 重制未必就构成著作权之侵害
重制权为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之最重要之经济性权利，著作权人可以将其著作复制成无数多份销售，以实现其经济利益。著作权人虽然享有重制权，然而并不是他人就绝对不得重制其著作，除经著作权人同意或授权外，法律基于特定之目的，亦容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得为重制之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有关著作财产权之限制即是。亦即立法者透过对著作财产权之限制，保留给社会公众一个利用他人著作之空间，而毋庸事先征得著作权人之同意，亦不构成著作权之侵害 。
因此不能因为有重制之行为即认为其构成著作权之侵害，尚须视该重制之行为是否不属于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范围内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就此以观，著作权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并不能被误解为只要有重制之行为，就有刑罚制裁；而应该是该重制之行为必须是未经著作财产权人同意之行为，且该行为由于不符合法律所容许之「利用他人著作财产权」之行为，才该当该条项之构成要件。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对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规定，并非阻却违法事由，如果重制之行为符合著作财产权之限制规定，应是构成要件不该当。
三、 MP3音乐相关使用行为是否侵害著作权之判断
如上所述，是否构成著作权之侵害，除有重制行为外，尚必须判断其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四十四至六十五条所容许之范围。就MP3音乐与学生使用行为间之关系，最主要涉及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供个人或家庭为非营利之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得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重制已公开发表之著作」。该规定之目的在于保障私人可以接触取得知识文化之机会，惟该规定应如何解释适用，便成为关键之问题。
（一）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解释与适用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涉及几个要件，亦即必须是「供个人或家庭使用」、「为非营利之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且系重制「已公开发表之著作」。
1. 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首先重制必须是供个人或家庭之使用，亦即系为重制者私人之使用（private use）而进行之重制。日本著作权法系规定「为其个人、家庭或在有限范围内之其它类似使用」 ，德国著作权法规定「为私人使用」，且容许利用他人为其进行重制 ，通说认为「为私人使用」并不以重制者个人使用为限，经由其个人之关系而有关连之人亦包括在内，例如家庭或朋友 。欧盟于2001年4月所通过之「信息社会中之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整合指令」亦规定「由自然人为私人之使用」 ，其所容许之重制，可以由他人代为之。
上述各国之规定，多容许为「私人使用」而进行重制，并不以重制者个人或其家庭为限。就此观之，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其中之「个人」应是指自然人而言，法人或团体均应不包括在内，而且不应被理解为仅以该重制者自己本身使用为限，否则就过于狭隘；其它与重制者有私人关系之自然人亦应包括在内，特别是基于私人之需要而有私人关连之人 。
由上所述，可知在音乐著作之情形，无论是将音乐由CD转成MP3格式储存到计算机硬盘、从网络下载MP3音乐储存到计算机硬盘，或是进一步从计算机中拷贝到MP3随身听、磁盘片、光盘片或其它储存媒介物，虽然都牵涉到重制之行为，然而只要其目的在于供自己、家庭或友人使用，均仍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要求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相反地，如果是将MP3音乐上传到网站上，或者是将MP3音乐档案拷贝一份置于资源共享区内，供网络上不特定之他人使用或下载，由于其均涉及重制之行为，且该重制之行为已经超出供个人或家庭使用所能容许之范围，应认为其行为已经构成著作权之侵害。虽然如此，在分享资源之情形，如果被认定有重制之行为，若其资源并未开放给不特定之多数人分享，而是设定密码，只容许少数特定之友人可以进入，则仍然应该被认为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要求之「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2. 「非营利之目的」之认定
除供个人或家庭使用之外，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容许之重制尚且必须是「为非营利之目的」，不论是直接或间接营利，均不得主张该条之私人使用。所谓直接营利之目的，例如其重制之目的在于贩售或出租该重制物以图利；而间接营利之目的，则是指以该重制物作为营业上之使用。因此如果下载音乐或拷贝音乐之目的在于将其烧录成光盘片贩售或出租、将其储存于手机上之内存以促销手机，或者是下载音乐用于公司之电话录音机上，均难被认为属于此所称之「非营利之目的」。
有人认为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并不容许为备份之目的而为重制，其认为拥有音乐CD者并不能因为担心原版会刮伤而制作备份。相反地，亦有人认为私人之重制，应参考第五十九条有关计算机程序之规定，必须是为制作备份而为之重制，始容许之，换言之，如果不是为备份之需要，而是为欣赏使用之需要而重制CD上之音乐应属违法。事实上这两种见解均值得斟酌，而有进一步厘清之必要。
就使用之目的而言，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要求必须是「为非营利之目的」，亦即只要是非以营利为目的即可，至于其究竟是何种非营利性之目的，并非所问，亦即该规定并未禁止为备份之目的而为重制。因此不论重制之目的是因为使用者担心刮伤而制作备份，抑或是为欣赏音乐而拷贝至计算机上，只要其系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之使用，除非其违反后述之要件，否则均应被容许之。
至于著作权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系针对计算机程序著作而为之规定，由于重制之行为对计算机程序著作财产权人之经济利益影响甚大，因此该规定特别对于为备用存盘之需要而重制之程序之使用加以限制。然而此一规定既系就计算机程序所为之特别规定，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之情形下，对于其它著作并无适用之余地。因此并不适当认为音乐著作只能为制作备份而被重制；其它重制行为只要是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之使用，亦应被容许之。事实上，纵使是计算机程序著作，亦非仅能为制作备份而重制，其仍然有依其它规定被合法重制之可能性，例如为著作权法第四十四条或第四十五条之目的 。另外，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亦不能被理解为只有计算机程序可以被制作备份，其它著作则不可；依逻辑观之，既然具有高经济利益之计算机程序著作都可以被制作备份，并无充分理由禁止就其它著作制作备份，如果制作备份之目的系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目的之使用，仍应可被容许之。
3. 「合理范围」之认定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所容许之重制，必须是在「合理范围内」。然而究竟何谓「合理范围」，依著作权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参酌下列事项判断之：1. 利用之目的及性质，包括系为商业目的或非营利教育目的，2. 著作之性质，3. 所利用之质量及其在整个著作所占之比例，4. 利用结果对著作潜在市场与现在价值之影响。
在判断合理范围时，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重制整个著作，就一定超出合理范围，或者反之，认为只要不重制整个著作，就一定属于合理范围内。基本上仍然要视著作之性质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一首诗、一个图表，或是一篇文章，如果是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重制其整个著作，原则上应该可以被容许，甚至于一首音乐或一部影片，如果是为私人欣赏之目的而从收音机或电视上加以录音或录像，原则上亦应容许被整首或整部重制，否则不仅无法达到私人使用之目的，而且也不符合一般社会上之使用习惯。然而如果是拷贝一整本书，或者是其中之大部分，通常会被认为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 。事实上，著作权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之各种事项于判断时并非绝对，亦非个别独立分开来观察，而是应该综合考量之，而且于判断时这些事项彼此间亦会互相影响，例如在利用之质量相同之情形下，究竟其利用之目的是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就会影响判断之结果。
在数字音乐之情形，由于其重制或下载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做到只拷贝一首音乐之一部份，如果只拷贝一部份就不仅无法成为一个完整之档案，而且恐怕亦无法听取。因此在供个人或家庭非营利性目的而为重制之情形，并不适当认为如果就整首音乐加以重制，就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有人认为数字式重制由于迅速且容易，影响著作财产权人之利益甚大，因此主张就数字重制，应该限缩私人使用之空间。此一见解，具体表现于欧盟于1996年通过之「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 中，该指令容许各会员国得就重制权加以限制，允许为私人之目的而取得「非电子式数据库」之内容，至于电子式之数据库则不在私人使用之范围。惟此仅系就数据库所为之规定；就一般著作而言，欧盟并不认为应该排除所有数字式私人使用之空间，在前述甫通过之欧盟「信息社会中之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整合指令」中，第五条第二项b款即明文规定，容许为私人之使用而重制于所有之媒介物（any medium）上，数字式之重制亦当然包括在内。
另外，有人认为如果从网络下载之音乐数量过多，就应该被认为其已经超出合理使用之范围。惟通常对著作之使用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在判断上系就个别著作而为观察，被重制之著作虽然多，然而如果各个著作之利用都符合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之为私人之目的而使用，并不能因为被利用之著作数量多，就排除其为私人之目的而合法重制之可能性。基本上所谓合理范围之认定，其着重点原则上是在于同一著作被重制之份数，必须在合理之范围，而不在于同时被利用之著作之数量多寡，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就不使用「合理范围」之文字，而是规定得制作「一些重制物」（einzelne Vervielfältigungsstücke），实务及学说上皆认为其系指「一些少量之份数」（einige wenige Exemplare），原则上以七份为限 。被利用之著作由于都是个别独立之著作，因此在判断时亦应分别加以观察。
4. 「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之认定
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要求必须利用「图书馆及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进行重制，所谓「非供公众使用之机器」，系指供私人使用之机器。此一限制除在日本著作权法外，在其它国家有关私人使用之规定中，例如德国著作权法或欧盟之整合指令，并未见有此要求者。其用意似乎在于以机器来限制私人使用，然而实务上却产生许多问题，例如利用学校附近影印店之机器就不符合本条规定，显然过于严苛而无必要，且不当地限制无能力购置私人机器者为私人之目的而使用，亦会造成不公平之现象。
从网络下载音乐是否构成利用供公众使用之机器？有人认为下载音乐不只是利用到计算机，而且利用到网络设备，因为下载之过程并不是只靠下载端之计算机即可完成，其尚牵涉到被下载端之计算机以及网络设备，而且在网络设备上往往也会有重制，而网络设备显然是供公众使用，因此主张纵使学生是利用私人之计算机进行重制下载音乐，亦不符合此一要件。
惟一此见解若成立，则所有网络上受著作权法保护之信息均无被以私人使用之目的合法下载之可能，显然过度限制网络之使用并严重影响信息之流通，并不妥当。严格言之，虽然下载之过程会涉及公众使用之网络设备，而且在这些网络设备上会有自动或暂时性重制，然而如前所述，这些重制在技术上为整个传输过程中不可或缺之一部份，本身并无独立之经济意义，不应再被当成另一个独立之重制行为。而且网络上之传输虽然与下载有密切之关系，但是「传输之过程」与下载后之「重制」应分属两事，不仅技术上如此，法律上之意义亦如此。否则如果认为传输属于重制之部份行为，并且因为传输之过程涉及公众使用之机器，就不得为私人使用目的之重制，则同样有传输过程之广播、电视所播放之节目，岂非亦完全无为私人使用目的而重制之空间。
5. 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
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被重制者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在其它国家有关私人使用之规范中，亦少见有此限制者，例如在德国与日本著作权法中即无此一限制。限于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之著作，其目的应在于保障著作人格权中之公开发表权，然而既然他人系为私人使用之目的，而在一定之条件内所为少量份数之重制，对于著作人格权之影响极为有限，是否有此限制之必要，不无疑问。
试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

王胜宇


　　 一、告知的主体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主体和时间因案件适用程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简易程序的告知主体简易程序一般适用于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因果关系明确、危害后果轻微的公安行政案件。对这种案件，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它体现了当场处罚的即时性和高效性。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案件时，告知的主体应该就是当场作出公安行政处罚的办案人员。
　　2．普通程序的告知主体现在各级公安机关在行政处罚程序方面普遍建立了办案、审查与决定分开制度．除了适用简易程序予以处罚的案件之外，案件调查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后，填写《处罚呈批表》，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后交法制部门审核把关。法制部门提出审核意见，最后报公安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并作行政处罚决定，对案情重大或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则由公安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因此，在普通程序中，告知的主体到底是办理行政处罚的公安机关，抑或是处罚案件的具体经办人员，还是经办处罚案件的哪一个具体部门。有关规定中没有作出规定，导致了普通程序中告知主体不清晰的情况。
　　笔者认为，告知主体不应当是法制部门，而应当是公安机关的办案部门。在此，应当理解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在案件呈批过程中要求法制部门签署意见，但是法制部门作为内部执法监督机构，只能就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定性是否准确，处理意见是否适当，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文书是否规范、完备等内容进行审核，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质量。因此，行政机关的法制部门本身没有处罚权，更没有对办案部门提出的处罚意见的变更权。如果法制部门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办案部门提出的处罚意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处罚不适当、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或者法律文书不规范、完备，也只能向办案部门提出办案建议，一般不能变更。
　　二、告知的内容
　　1．告知内容的范围《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从这条规定看，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1)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这种事实主要是行政处罚相对人应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即这种事实是行政相对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事实且这种事实必须是法律规定应予处罚的事实。
　　(2)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这里所说的理由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为人的违法事实和法律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对行政相对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与行政违法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政相对人是否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和应受何种处罚所作的一种客观分析。
　　(3)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里所说的依据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即行政机关依据哪一部法律以及该法律哪些条款，对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
　　(4)行政处罚相对人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由于法律对权利的具体范围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如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的权利”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有的学者认为，“告知权利的内容应当包括某执法人员回避，有权为自己辩解、陈述事实并提出证据，不服处罚时，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程序性权利”。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告知的“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包括：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拒绝回答无关问题的权利，提供证据的权利，申请复议的权利，提起诉讼的权利等”。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中，事先告知权利的内容范围，应限于申辩权、陈述权、申请回避权、要求听证权等诸项权利，而不应包括申请复议权和提起诉讼权。
　　首先，从告知程序的立法目的和作用看。《行政处罚法》设立告知程序，是为了限制行政权的恣意行使，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提高行政效率。通过这一程序，赋予当事人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使当事人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之前，能够了解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有机会进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行政机关通过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有利于了解案件全貌，避免行政机关可能产生的对当事人随意惩治、滥施处罚等行政专横现象，确保处罚决定的准确性、合法性，其着力点在于实现行政处罚公正．因此，在这一阶段告知申诉权、诉讼权，不符合告知程序兼顾行政效率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
　　其次，从《行政处罚法》的有关条款看。行政处罚法第39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的事项之一是：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这也说明告知复议权利和诉讼权应在向行政处罚相对人宣布行政处罚决定时，而不是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再次，从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性质上看。两者同属行政处罚事后救济性质法律制度，根本不可能介人到行政处罚过程之中，因此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告诉当事人享有复议权和诉讼权没有太大的必要。另外，从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的内容看，告知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而不是申请复议权和提起诉讼权。
　　2．告知内容的质量要求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作为公安行政处罚的必经环节，这就必然需要对其内容的质量即告知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一定的要求。具体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告知的内容应确保陈述和申辩制度得以顺利贯彻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和质证，主要是针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当事人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建立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的行政主体的主观分析判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如果告知的内容不完整、不充分、不具体，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和质证就会失去具体的对象目标，这方面的制度就形同虚设。
　　(2)告知的内容应该合理、协调和统一．告知内容的各个要素即案情事实、法律依据、处罚理由、处罚决定、结果之间应一环紧扣一环，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应从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几个方而进行充分论证，排除不合理因素。使告知内容的各个要素从整体上保持合理、协调和统一，避免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
　　(3)行政处罚告知的内容应明确具体行政处罚告知内容是否应该具体明确是告知程度的一个核心问题。有的人认为，告知的内容不应具体明确。其理由为：一是从环节上看，告知应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此时，行政处罚决定尚未形成，行政处罚要具体明确，就意味行政机关事实上已作出了决定，这在程序上是违法的。二是从告知主体的权限看，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超过50元的罚款或拘留处罚决定的处罚权限都属于县市公安机关，而告知主体即案件调查人员则无权行使，因此事先如果告知具体处罚种类和幅度，属于案件调查人员越权行政。笔者认为，告知的处罚应明确具体，即应告知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它是行政处罚告知程序自身的必然要求。告知程序作为一种法律救济制度，它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严格遵循，确保实体公正的实现。如果告知的内容特别是把事实和法律融为一体的公安机关的主观分析判断不具体，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就难以解释清楚主观分析判断的理由，这等于未说明理由。处罚当事人就难以及时地进行陈述和申辩，告知程序就可能流于形式。
　　其次，它有利于全面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一是告知相对人具体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其内容仅仅是案件调查人员的初步处罚建议，并非公安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因此，这既没有违反行政处罚法有关处罚决定前告知程序的规定，也没有越权作处罚决定。二是告知具体的处罚种类和幅度，有利于从制度上保障行政处罚法第32条有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规定的贯彻。在公安行政处罚的实践中，要求建立一种合理的保障机制，建立一个参照标准，这一参照标准在环节上应建立在相对人申辩之前，在内容上应该具体规范。这样，当事人在自己申辩之后，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有进行比较评判的参照标准，使其认识到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申辩行为并未受到处罚，确信自己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从而更能从心理上和情感上接受教育。同时，还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反之，如果不告知具体的处罚种类和幅度，那么，公安机关是否因相对人申辩而加重处罚仍然是任意的和捉摸不定的。这就必然偏离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本意。再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启动，需要告知具体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从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看：一是仅限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三种处罚。二是当事人与行政机关对违法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分歧，要求举行听证。因此，如果行政机关不告知相对人具体的处罚种类和幅度，相对人就无法主张听证权利，行政听证程序就难以启动，相对人要求听证的权利也就难以得到保障。综上所述，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告知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
　　三、告知的时间
　　《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该条法规比较笼统地规定了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时间。人们对此理解不一，一种理解为“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前”；另一种理解为“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时”；第三种理解为“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初步意见之后送法制部门审核前，由办案单位完成。”笔者认为第三种理解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但无法解决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问题。因为如果在调查终结之后才告知当事人这一权利，而理应回避之人已参与了案件的调查，这样要么导致不公正的处罚决定的作出，要么重新调查。因此，告知时间应界定为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初步意见之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这一阶段，但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应在调查开始时。
　　1．将告知时间界定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初步意见之后(除告知申请回避权外)的理由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1条和相关条文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的内容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除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外，其余的内容都是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初步意见之后才能确定。而如果在此之前告知，则行政机关根本无法确定告知哪些事实、理由及依据，也不能确定是否需要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同时，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也因缺乏所针对的对象而无法行使。但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时间则应是在调查开始之时。
　　2．关于“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的含义笔者认为，它是指行政机关先履行告知义务，然后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即告知程序先于决定程序，而不是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前或送达之时。通观《行政处罚法》，从整体上予以考察，是会得出此结论的。第一，该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 而加重处罚。”从此条规定来看，首先，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否则成为无的放矢，其针对的就是行政机关已告知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如果行政机关不先行告知，当事人就无法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则缺乏复核和采纳的对象；其次，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的规定也从反面说明了申辩和处罚之间存在先后关系。总之，这条规定体现了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先调查、后裁决”的原则。第二，该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申辩权利的除外。这条规定说明：要行政机关不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拒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就不能成立，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性。第三，该法第42条规定了听证程序。根据该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和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听证权，当事人一旦申请则会启动听证程序，听证又是围绕“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的建议”进行的，且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根据。这一系列环节再次说明了行政机关履行告知义务应先于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总之，“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是指行政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程序先于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这是对《行政处罚法》合理理解的结果，是保证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应有之义和当然要求。
　　四、告知的形式
　　告知的形式，即公安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用何种方式告知当事人。根据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标准，可将告知分为口头告知和书面告知。口头告知是指公安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以口头的方式，告知行政相对人某种事项或理由，不作文字记载的形式(如向当事人表明执法身份的形式，以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向当事人说明理由都采用口头告知的形式)。书面告知是指公安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依法以制作《权利告知通知书》和《告知笔录》等方式告知行政相对人作出具体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等内容。不同的程序中采用不同的告知形式。
　　1．在简易程序中,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前,将处罚依据的事实,依据的法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向处罚相对人口头告知,在处罚相对人无异议时方可作出行政处罚裁决。
　　2．在一般程序中,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具体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内容，以制作《权利告知通知书》或《告知笔录》等形式告知。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